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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稱，本月初，在廣州舉行的第四屆全國性用品展銷會上傳出消息：“國家對安全套的宣傳管制有望解禁。”無論這一消息的來源權威性如何，無論從這個“有望”到真正變爲現實尚需多少時日，對安全套廠商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利好，起碼是一縷令人驚喜的“曙光”。
討論起安全套廣告是否該解禁的問題，“業內人士”似乎有着充分的發言權，此新聞中即有體現。例如，某廠家負責人、某經理都在借大衆傳媒一角發表意見：“我們希望解禁之路不會太長”、“不讓安全套做廣告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同時，政府有關部門、部分羣衆則被批評爲受阻於“傳統觀念”。
在這裏，有一個看似題外的話題筆者不得不提出來：生產、銷售安全套者、能在此產業中分享商業利益的“業內人士”，是否也像司法辦案中一直堅持的迴避制度一樣，在討論安全套廣告解禁問題上適當迴避一下。
站在社會宏觀角度，安全套這東西確實有些特殊乃至“尷尬”；而作爲一種商品，其本質屬性與電冰箱、洗衣機似乎並沒有什麼區別。那麼，無論是電冰箱、洗衣機廠商，還是生產、經銷安全套者，在價值判斷、行爲動機上也不會有什麼兩樣：生產銷售得越多越好，佔有的市場份額越高越好，因爲利潤繫於市場，利益源於銷售。假如安全套廠商自覺地把社會效益擺在第一位，把賺取利潤視爲“附帶”，爲了防止道德、文化、風化方面的副作用而自覺不做廣告，抑或在儘可能強化廣告效果和講求廣告的含蓄、文明、無副作用二者的權衡中自覺選擇後者，那麼，我們有理由懷疑：它還是不是企業？
政府官員、工商管理部門和性學專家等當然應該有足夠的發言權，無論他們是支持解禁、反對解禁，還是對解禁持謹慎態度。因爲，我們相信，關於安全套對防止艾滋病、保護百姓健康方面的作用，他們不會比安全套廠商知道得更少，而對於放任安全套廣告可能帶來的社會負面作用，他們絕對比安全套廠商考慮得多，也明白得更多。他們集專業知識與社會責任於一身，其職責也賦予了他們更多的深入民衆調查研究的條件，而有關廠商會去調查這個嗎？他們肯定也會調查，但出發點迥然不同。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任何理由擔心：個別負有社會責任的人會不會因爲沾着了某種商業利益而違心地改變自己的立場、態度？
據說，當“傑士邦”在廣州的公交車上掛出安全套廣告橫幅時，反響最大的首先是廣州市民，不少人向有關部門投訴，稱這將“腐蝕青少年的心靈，敗壞社會風氣”，有的甚至撥打110……
怎樣看待這一現象呢？我認爲，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市民的這些反應和觀點都應受到充分尊重。可以這麼說，就安全套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看，只要不是白癡，幾乎沒哪個市民不明白；而就放任安全套廣告帶來的“腐蝕青少年心靈”的副作用，他們甚至比工商部門人員、性學專家們更清楚，因爲他們本身或許就是孩子的父母，就有切骨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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