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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動機
本月初在廣州舉行的第四屆全國性用品展銷會上傳出消息：國家對安全套的宣傳管制有望解禁。在性病預防與市場需求的雙重壓力下，雖然解禁只是遲早之事，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爲，離政策實施之日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基於中國數千年的傳統觀念及這一產品的特殊性，政府官員們還有許多顧慮要慢慢消除。
遭禁歷程
“無憂無慮的愛”被勒令撤下
幾乎所有的廣告之戰都是品牌之爭。儘管早在1955年中國便開始自行生產安全套，但由於安全套一直以來都是由國家計生部門免費發放，溫飽無憂的廠家壓根不需要考慮做廣告。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着外來品牌安全套殺入中國市場，中國本土也興起了一批頗具雄心的安全套廠家，當生存壓力把他們推上開拓品牌之路，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闖進了一個禁區——
1998年10月，傑士邦以一句“無憂無慮的愛”，在廣州的80輛公共汽車上亮出了中國第一條安全套廣告，但33天后就被有關部門勒令撤下；
1999年11月28日，國家計生部門在中央電視臺《中國人口》欄目播出一則公益廣告，宣傳安全套可以有效預防艾滋病，但只播了一天便被停播；
2000年5月，“傑士邦”安全套廣告牌再度現身武漢漢江橋旁一棟大廈，僅僅20個小時，該廣告即被當地工商局撤下。
……
兩種阻力
推廣安全套等於發放性執照？
每一次推廣安全套的廣告行爲都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最終以遭禁告終。至於禁止的原因，此前工商部門及媒體都無一例外地稱其“違反廣告法規定”，但本報記者經反覆查證，發現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還是行業廣告管理條例都沒有相關規定。
某安全套廠家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所謂的“規定”其實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於1989年10月13日下發的一個《關於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產品廣告的規定》。規定稱：“一些有關性生活產品的廣告向社會宣傳，有悖於我國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無論這類產品是否允許生產，在廣告宣傳上都應當嚴格禁止。”
性學專家、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心理學教研室主任胡佩誠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分析，政府部門作出這種規定的出發點是因爲考慮到安全套會鼓勵人們的性行爲，而這樣是很不道德的，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專業人士則認爲，安全套主要是用於防病與防孕，並不是性享樂的工具，因此不宜將其簡單歸入性用品行列。
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武漢一位政府官員一次在回答關於爲什麼要摘除安全套廣告牌的問題時說：“如果在青年中推廣使用安全套，就等於發放性執照、放棄性道德。”他認爲，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當然，官方的規定並不是安全套宣傳上惟一阻力。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現實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傳統觀念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據介紹，當1998年“傑士邦”在廣州的公交車上掛出安全套廣告橫幅時，反響最大的首先就是廣州市民——不少人向有關部門投訴，稱這將“腐蝕青少年的心靈，敗壞社會風氣”；有的甚至將電話打到了“110”——類似的情況在不少省市都出現過。而國外品牌“杜蕾斯”的銷售人員發現，安全套賣得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在離收銀臺最近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只習慣於在爲其他商品付費前悄悄捎上一盒安全套。
中國現狀
工商部門堅持計生部門着急
艾滋病蔓延中國已無淨土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對於安全套的推廣使用及進行合理宣傳，不同的政府部門觀點並不一致。工商部門作爲實施廣告監管的執法部門，到目前爲止仍然堅持——在法律尚未修改前沒有商量餘地。但另一方面，衛生部門及計生部門卻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在艾滋病蔓延方面，中國最初只有一個小紅點，後來變成了一片紅，現在在全國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一塊淨土！”這是北京一位醫學專家接受記者採訪時的原話。據專家測算，目前中國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已超過60萬，若以現在每年約30%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
“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廣安全套。”預防艾滋病工作者們認爲，這是政府工作人員必須掌握的一項常識。在他們看來，不讓安全套做廣告是不可理解的。
網上盛行性用品廣告
不讓安全套做廣告是否就能阻止安全套廠家向公衆宣傳自己呢？記者調查發現，網絡廣告早已突圍而出。
記者在一個門戶網站的搜索引擎中輸入“性用品”三字，馬上搜出2萬餘條結果，其中兩成以上賣的就是性用品。而令人擔憂的是，爲了吸引網民的眼球，這些廣告極盡豔俗之能事，專家認爲其產品介紹“誇大和胡編亂造之詞無處不見”。據瞭解，現在通過網絡瞭解併購買性用品(包括安全套)的人不在少數，但有多少人能獲得滿意的產品和服務，專家對此不表示樂觀。
僞劣安全套擾亂市場
由於產品的特殊性，現在的安全套市場魚目混珠情況嚴重。杜蕾斯廣東總代理的負責人呂先生對此深有感觸。“大部分人在購買安全套時不好意思貨比三家，也不好意思問別人，只能憑自己的感覺作出選擇。但如果有一些優質品牌，就會不一樣。”
該公司品牌經理告訴記者，市場調查顯示，中國的消費者比較喜歡跟着廣告走，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讓安全套做廣告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作爲一種日用品，安全套和其他產品一樣滿足着人民的日常需要，但卻不能獲得和其他產品一樣平等的發展空間。”
據透露，由於市場不夠規範，一些不重信譽的廠家將大量劣質產品出售給“包裝公司”，再由“包裝公司”將這些產品裝進事先設計或僞造好的外包裝中向外批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確定，自己買的安全套到底是不是安全。
“傑士邦”品牌經理江劍告訴記者，該公司自1998年在中國建立生產線，他們對行業狀況作出的估計是：3年之內年銷售量達到2億隻左右。然而截止去年，他們的年銷售量是3000萬隻。“我們對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但由於安全套不許做廣告，目前幾乎沒有領導品牌，消費者很難在幾百種安全套品牌中，對其質量好壞作出及時、準確的判斷。”
儘管在過去4年中，“傑士邦”因爲在廣告宣傳上“四處惹禍”，賺到了即使是做廣告也達不到的關注度，但廠家並不認爲這是個長久之計。
而據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中南社會調查研究所和武漢市社會學學會1年前在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珠海等17座大中城市做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6成的被採訪者贊同安全套做廣告。
政府心結
怕亂套還在猶豫
儘管這次媒體有點興奮地報道說，“在廣州召開的第四屆全國性用品展銷會上首次傳出有關‘安全套宣傳管制有望解禁’的消息”，但事實上，早在2000年初，在一個由中國保健科技學會性醫藥保健專業委員會和中國人口學會生殖保健分會聯合主辦的安全套廣告問題座談會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廣告監管司司長屈建民就提出了這一觀點，只是當時未見諸報端而已。但問題的關鍵是，當時距1989年下發禁令已過去了12年，科學論證到如今又過去了近3年，政府部門還在疑慮什麼？當中是否還存在什麼讓人進退兩難的障礙？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轉型期，和其他很多情況一樣，在放開安全套廣告的管制上也存在很多尷尬。”胡佩誠教授分析，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官員們當前顧慮最多的也許是“如何改”，以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政府部門的態度能開放一些、明智一些，讓老百姓有機會了解什麼是好東西”。
中國性學會理事邱鴻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並不認爲12年前關於性用品廣告“有悖於我國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的理由在今天還有什麼現實意義。“中國已經開始在四大城市試行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今年上半年，廣州計生委還提出將讓中學生學會使用安全套，每年國家還要免費向老百姓發放10億多隻安全套，我們允許別人做，爲什麼不允許別人說呢？”他認爲，有尺度地放開安全套宣傳管制，不僅是政府的觀念問題，更是一個生命工程——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減少未婚少女的墮胎率以及減少人們感染艾滋病毒的機會，“不存在什麼障礙讓政府部門進退兩難”。
“安全套廣告開禁肯定會產生一些副作用，但我們認爲完全可以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們的具體情況，加以妥善解決。”“傑士邦”品牌經理江劍提出，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控制：首先對廣告內容進行審查，文字、聲像、圖案要文明、含蓄，重點強調公益性；其次在媒體的選擇上，可以選出一些可以刊登安全套廣告的專業報刊，爲其闢出“專門通道”；在安全套電波廣告的時段上也可以有所規定：如晚上10時以後之類。“最重要的是建立安全套廣告的審批機制，審批人員也要從嚴把關”。
幾家安全套生產廠家的人士都向記者表示，作爲一心要走品牌之路的廠家，“我們希望解禁之路不會太長”。
中國安全套生產大事記
●1949年前，我國不能生產避孕套。解放後只在上海小作坊生產，其產品壁厚、易破、性感減弱。雖有少量進口，但價格昂貴。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提出要開展計劃生育。1955年，國家在廣州籌建避孕套生產廠。
●1965年，天津引進了一套日本避孕套聯動生產線，產品實現機械化生產。
●1972年，在毛澤東主席倡議、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下，我國實行避孕藥具向育齡夫婦免費供應。
●1981年，中央書記處提出“要用最好的工廠、最好的原料，生產出最好的產品”作爲計劃生育國策產品，避孕套的產品質量從此得到提高。
●1993年3月，中國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亞當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阜成門內開張。
●1998年，世界安全套名牌“杜蕾斯”在中國正式紮根。同年，國產品牌“傑士邦”開始在全國各地策劃一起又一起的廣告風波，但最終都以被禁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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