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是死?這個古老的命題,在中國即將採用一個新的標準。
日前,國家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親自撩開中國“腦死亡”立法的神祕面紗。據說,符合中國國情的腦死亡診斷標準初稿已完成,目前正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
這是自1986年,中國醫學專家多方呼籲腦死亡立法以來,國家衛生部官員首次公開表示給予支持。消息傳出,多方關注。
“腦死亡”立法意義重大:它不僅帶來更文明、更進步的“死亡”標準,同時也爲器官移植增添了一條現實通道。作爲我國器官移植技術走在前列的我省,醫療界對此持何看法?記者就此採訪了我省有關專家。
腦死亡立法兩大意義
器官供體增加我國等待換腎的病人高達30萬,每年也只有2700多位病人等到供體。
據調查統計,目前我國約有100萬至15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實施的手術僅有1.3萬例。許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時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
從事心臟移植多年的浙江省人民醫院許林海主任醫師,一提起那些因缺少供體而無奈地撒手人間的病人,心中總有一陣隱隱的痛。4年間,許林海已在他管理的病房裏“送走”6位這樣的病人,目前還有5位病人在等待供體。
據專家說,如果是很新鮮的屍體,眼睛角膜可移植、皮膚可移植。腦死亡後立即捐獻的屍體,肝臟、心臟、腎臟等臟器質量都較好,能夠更好地進行器官移植,會使成千上萬的病人獲得新生。
節省醫療資源據粗略估計,我國每年爲腦死亡後的“搶救”支出的醫療費用高達百億元。搶救一個“腦死亡”病人,花費的治療費用在一週時間裏就可能達到十幾萬元。
我省一位醫學專家指出:對腦死亡後毫無意義的“搶救”措施和其他一切安慰性、儀式性醫療活動不但是一種愚昧的醫療行爲,而且給國民經濟和醫藥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搶救一個腦死亡的病人一天的費用,可以治療上百個普通病人,把大量的資源浪費在100%不可救活的病人,這和完成衛生改革的目標是不相稱的。
目擊生命的煎熬一名患者在等待腎移植的日子裏
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苦苦掙扎。這種痛苦的感覺,撕扯着許多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35歲的沈冬海,黑龍江人。上週五早晨,記者在浙醫一院腎臟病中心透析病房見到他的時候,他的心情還不錯:因爲那天主管醫生告訴他,可能會有腎供體送到浙醫一院,這意味着他將有可能告別痛苦的“煉獄”般的生活,如果一旦配型成功,那麼他就終於在歷經了五年多的等待之後,重新回到“人間”,恢復正常人的生活。
主管他的護士長袁靜悄悄告訴我,“等待供體”成爲這4個多月來惟一能左右他情緒的事情。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他滿懷期待地等着配型的消息,與家人也能有說有笑,情緒挺高,但是一旦得知供體不合適,他就難過的一聲不吭,一連幾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我就盼着換腎的這一天。”沈冬海充滿期待地說。沈冬海說,自己生病前是個性格開朗的硬漢子,而且在工作單位也是業務骨幹,但是在被尿毒症折磨的這5年裏,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他變成了一個毅志“虛弱”的人。但如果能夠進行腎移植,他覺得自己會重新振作起來。
記者輕輕退出血液透析室,看着病房裏滿滿躺着的四十多個病人,據瞭解,這批病人當中就有一大半都在無奈地等候着腎移植的進行。
昨天,記者再次打電話前去詢問沈冬海腎移植配型的情況。護士長袁靜高興地告訴我:上週五配型成功,當天就實施了手術,而且手術很成功。
浙醫一院腎臟病中心主任陳江華教授說,像沈冬海這樣的病人是非常幸運的,他可以開始正常人的生活。
但這樣的幸運兒真的太少了。目前尿毒症的發病率高達萬分之一,浙江每年要新增近4000名患者,浙醫一院每年要新接收患尿毒症而不得不進行腎移植的病人近500人。但是真正能夠等到腎供體完全手術的可能僅在200人左右。
器官移植專家、浙醫一院院長鄭樹森:腦死亡法大開生命之門
中國工程院院士、浙醫一院院長鄭樹森,是全國著名的器官移植專家。同時,他還是衛生部多器官聯合移植研究重點實驗室主任。
近年來,鄭樹森院士一直非常關注國內“器官移植”和“腦死亡”的立法進程。他告訴記者:“腦死亡”立法意義重大,非常有必要,我很贊成對“腦死亡”進行立法。
“腦死亡”立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器官移植的開展。從浙醫一院的情況看,由於其肝移植在國內領先,所以許多患者慕名而來,但是由於供體太少,所以目前就有10多名肝病重症患者正在排隊等候。如果能實施“腦死亡”標準,器官移植的供體數量應該會有所增加。
最後,鄭樹森院長也談到了,老百姓完全接受“腦死亡”的標準會有一個心理過程。他相信,通過立法,可以保證“腦死亡”實施的科學與嚴肅性,當然還需要尊重自願的原則。當然,隨着時代的進步,觀念的更新,最終受益還將是衆多的患者。
浙江省衛生廳醫政處處長馬偉杭:“腦死亡”立法,體現了醫學和社會觀念的進步
現代醫學對“腦死亡”已有明確的診斷標準,因此“腦死亡”立法出臺已有紮實的醫學基礎。現在,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社會基礎”,也就是老百姓如何接受“腦死亡”的概念。估計,我國社會對“腦死亡”的認可可能還有一段距離,在涉及倫理學、社會學等一系列複雜問題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據估計,“腦死亡”立法正式出臺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在這段時間裏,做好醫學知識的普及工作,的確很重要。同時,“腦死亡”法出臺後,還需要建立一系列具體的可操作條款,最終保證法律的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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