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為徐娜續說了生命的神話，徐娜的病情非常嚴重——子彈在右腦炸開穿出，整整半個拳頭大的腦實質毀掉。而她居然也能在北京起死回生，蘇醒了，說話了，可以做起立床訓練了。徐娜是一個小人物——銀行實習生。她的負傷原因是：歹徒持槍搶劫，她衝過去按響報警器。見義勇為，保護人民財產，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優勢？
父親徐茂軍拖著糖尿病和兩次心梗的病體，從黑龍江到北京，從北京到黑龍江，來回為見義勇為的女兒奔波。他要求證明兩個問題：一、北京的醫術能不能救回女兒的性命；二、見義勇為的精神該不該得到保護和弘揚。
坐在徐茂軍的對面，聽他講述，從其表情上的溫和平靜也可體會到他內心的錐痛。
天壇醫院神經內科醫生提起徐娜的入院直搖頭：昏迷、高燒，做了手術的腦袋大得像個籃球，傷口長不上插著引流管，還往外不斷嘀嘀嗒嗒滲著腦脊液，居然能夠坐火車從黑龍江佳木斯趕到北京。
由於神經外科沒床，院黨委書記高曉蘭多方考慮，把徐娜安排到神內三病房重癥監護室，可神經內外科醫生都抽涼氣——肯定沒戲了。高壓氧科薛主任馬上過來會診，說，搶時間讓傷口盡快愈合後進艙，還有希望。
神外管傷口清洗換藥包紮，神內管控制顱內感染和高燒，幾天後就超常規由高壓氧醫生陪同進獨立艙治療，自此徐娜病情急轉直下、柳暗花明。
徐茂軍說，沒有天壇醫院的醫術高明，徐娜不可能生還。而醫生卻感嘆，沒有徐茂軍的果斷和執著，徐娜就沒有今天生還的機會。
寧願死在路上，也要闖出一條生路
今年6月20日中午，在佳木斯建設銀行鐵道北方分理處發生的『6 20』持槍殺人搶劫銀行案，徐茂軍當天並不知道。
我是兩點半接到電話趕到市中心醫院的，當時別人只告訴我：徐娜出事了。到了醫院纔知道，她是槍擊貫通傷，一點半進的手術室。因為子彈在腦袋裡面炸散，小彈片很多，止血困難，到晚上六點纔做完手術，醫生立刻給我們下了病危通知書，說准備後事吧。我是六點半進到重癥監護病房的，看見女兒頭臉腫得像籃球。脖子上氣管切開，連著呼吸機，她媽媽一直哭得癱在地上。
在監護病房我待了兩分鍾就出來了。我不相信女兒會死，心中還抱著希望。我想得很多，女兒有好多事還沒完：明年就要專昇本，系裡取班級前12名學生，她是第四名；剛剛找到一個稱心的丈夫，買了一套十幾萬元的房子，明年五月就要正式辦事。她有很多憧憬還沒有實現。
醫生說只有到北京纔有一線希望，但就是途中危險太大。他們讓我考慮。我想，既然留在這裡沒有希望，就必須闖出一條生路，死在車上也不後悔。我要闖一闖。
我是鐵路職工，為了幫助我們，佳木斯鐵路分局紀委書記田躍先親自辦的臥鋪車廂。醫院主任醫師選派一個有經驗的護士李岩帶著急救藥品隨同，我的一個朋友尹素燕特意買了氧立得制氧劑送到車上。當時徐娜高燒39度，列車餐車冰箱專門給我們提供冰塊，空調專門以徐娜需要而調整溫度。為了維持徐娜生命體征正常，她媽媽和她對象輪流，20分鍾換一次制氧劑，護士不斷給吸痰，就這樣我們搭乘佳木斯直達北京的快40次列車在7月10日上午10點40分到了北京，歷時23個半小時。下車時徐娜體溫39.8度，我兒子提前到北京聯系的救護車，就直接把我們拉到天壇醫院急診，她媽媽立刻累得躺到地上不能動，而神經外科說沒有床。
按響報警器的一瞬，歹徒向她連開兩槍
徐娜是2000年考入黑龍江經濟管理乾部學院，就讀於財政金融系證券投資專業的。學校稱她品學兼優，發展全面，擔任班級生活委員，被系黨總支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今年4月到建設銀行佳木斯鐵道支行實習，因為下面缺人，5月9日被安排到北方分理處幫忙。6月20日歹徒持槍搶劫發生的過程，誰也無法知道和描述，因為這個儲蓄所中午在場值班的兩名女職工已經死亡，而徐娜已經不能回憶那可怕的一幕。徐茂軍則是從市公安局案件審理結論中獲知當時的情景。
歹徒名叫喬力，是銀行馬路對面一棟大樓的銷售部經理，互相都比較熟，所以銀行就疏於防范。我女兒下基層第一天起就盯崗了，接鈔送鈔。出事那天，喬力進去說要上廁所，正好一個職工在上廁所，喬力就在廁所門外等著，這個職工出來打開通往營業室的安全門時，他掏出手槍頂住這個女職工喊都別動。三個人都蹲到兩個辦公桌的空處，低下頭。這時我女兒起身按了報警器，喬力就照她們的頭部每人一槍，三個人倒在血泊中。喬力上到桌子上，把兩個攝像頭按倒，又下來到攝影控制櫃想取錄像帶，沒打開，就倉皇逃離現場。
報警器在110的燈亮了一下，但110馬上意識到有問題，立刻出警，幾分鍾內就趕到現場。趙科長看到徐娜還有呼吸，就用110警車直接送到市中心醫院急診。根據錄像帶，下午三點就把喬力抓獲。
如果不是錄像帶記錄得清清楚楚，我簡直不敢相信平時連一條毛毛蟲都害怕的女兒，能夠面對持槍歹徒臨危不懼，按響報警器。但是我又分析，我女兒平時要強愛拔尖兒，有主見，遇到不平事敢找人論理，這是她危急關頭見義勇為的思想基礎。我現在想，勇敢反而救了她的命。歹徒拿的是土槍，近距離瞄准正在行動的目標會發生晃動，打不准。我還想，如果那兩名職工和徐娜一起與歹徒搏斗，恐怕也不會慘死。實際上，徐娜挨了兩槍，一顆子彈從右顳頂部進入顱腦，斜向前下打入右側鼻腔，另一顆從右胸側壁下蹭過她的牛仔小上衣右上口袋處爆炸。
徐娜在北京醒了，我問她，娜娜你為什麼報警？她說，我不服輸，我要活。
有女兒瞅著，就是希望
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沒床。先聯系高壓氧科，薛主任看到徐娜深昏迷，創口又流血又流腦脊液，病情危急，高壓氧科病房條件不如監護室。這樣，事跡感動了醫護人員的徐娜就被安排在神經內科重癥監護病房，並成立救治小組。對此，徐茂軍充滿感激，因為他求解了第一個方程式，北京的醫療水准名不虛傳。
徐娜當天中午12點半就住進監護室。神經內科王擁軍主任和科支書趙主任帶著幾個大夫看徐娜。之後跟我交待，給徐娜做了定位診斷、定性診斷、鑒別診斷和診療計劃，但徐娜可能再出現顱內出血、腦水腫、腦疝，危及生命，也可能出現腦心綜合癥，肺內感染，顱內感染，上消化道出血、水電解質紊亂、多髒器衰竭等危及生命，我理解。醫生說，治療需要30萬至50萬，有可能成為植物人，家裡是什麼態度？我說，來的時候全家已經研究過，就是植物人也不放棄，有女兒瞅著是希望，也是安慰。
醫院換藥勤，培養細菌對癥下藥，十幾天後傷口終於長上，體溫控制在38度，陸續體溫就降下來了。高壓氧科薛主任說，徐娜有希望，年輕，髒器健康，用藥不用擔心，經過努力，奇跡會發生的。
8月初，徐娜還帶著氣管切開，發著燒。就開始進高壓氧小艙吸氧，高壓氧的醫生陪著。第一次在艙裡就有反應，哭了。第二次，第三次，受傷的眼睛就能睜開了。到了8月中下旬，能叫爸媽，她媽媽激動得哭的什麼似的。在監護室住到50多天，徐娜生命體征就開始平穩，康復治療在監護室時也已介入了。
徐娜右腦受傷嚴重，體現在左邊肢體上。左手左腿原先都沒有知覺，可是第一次進艙薛主任就告訴我們在高壓氧環境下按摩效果更好，所以我們一直堅持。在高壓氧艙的第75次治療後，徐娜左腿會抬了，一回最多能抬60次。現在，徐娜每天坐著輪椅去康復室做起立床訓練。
治療費用一直是向銀行借錢
徐娜的事跡已經在當地傳開了，但是，她現在遭遇的費用尷尬卻是，父親多次各級上訪的結果是得到在銀行借款的許可。徐茂軍不能理解的是，一個小女孩這麼勇敢，這是社會值得弘揚的正氣，為什麼當事單位卻不能積極面對？
當時徐娜的事跡很快上了《三江晚報》和《佳木斯日報》。在昏迷中，一個家電公司的老總帶著花籃水果看望徐娜。又過兩三天，110接警隊也來了七八個人，送的花籃、水果，還有1000元慰問金。我聽說公安局還給銀行轉過去一個材料，要為徐娜請功：由於及時報警，歹徒在慌亂中來不及打開庫櫃拿走櫃內20餘萬元現金，保護了國家財產，為公安機關緝拿凶犯贏得了寶貴時間。省建行領導也親自到佳木斯看望徐娜並說：『不惜一切代價，全力搶救。』徐娜所在的學校得知消息，也立即派兩個領導前來探視。10月18日，黑龍江省經濟管理乾部學院黨委授予徐娜『見義勇為優秀大學生』稱號，獎勵5000元。但是，我們上北京治療，墊付的十幾萬元是我們自己積攢和從親朋好友那裡借來的。
為了孩子，市裡、省裡、北京奔波20多次。我說，實習是雙方互致公函的，在崗位上負傷，應該付醫療費，同時應該對徐娜提出立功申請，最起碼她是見義勇為的好市民呀。但是單位卻說，公函說的是實習，我們沒有要實習費，所以出了事要自己負責。我很生氣，實習生不能盯崗，徐娜在盯崗，我們要勞務費了嗎？
我曾經找到中國建行人力資源部勞資處，處長郎丹英接待的我，說，醫療費不要著急，我們和社保之間有比例，但是誰花也輪不到你家屬花。可事情還是不順利，又找到中國建行，最後的結果就是佳木斯鐵道支行每隔10天借給我們1.5萬元。按正常情況，我的身體肯定垮了，我1998、1999年分別得過兩次心梗，有糖尿病，為了讓自己不倒下，每天身上揣著藥，降壓靈、倍它樂可，對糖尿病治療由吃藥改為打胰島素。
徐娜的傷口沒有破壞腦垂體，但是徐娜現在哭沒有眼淚，一直不笑，醫生說也許有情感障礙或內分泌造成的，也正在進行婦科會診，還要請精神科醫生來診斷是否有抑郁癥。徐娜將來行走還需要配支具，腦殼也需要修補。但是因為孩子營養沒有恢復，頭皮薄，也沒有那麼大的頭骨，所以還需要住三個月。
一年一度的見義勇為表彰會又要開了，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為一個勇敢女孩的缺席而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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