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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12月30日刊登文章披露，美國在伊拉克軍事積累的過程中曾一度扮演關鍵角色，當時的美國政府在明知道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人和庫爾德人的情況下，仍然向伊拉克提供支持，同他們進行生化武器交易。
如今布什政府呼籲對伊動武的主要原因，一是薩達姆使用生化和核武器，一是薩達姆與國際恐怖主義有聯繫。但美國官員卻很少承認，這些對薩達姆的指控可以追溯到十幾年前，也就是薩達姆·侯賽因在美國眼中還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盟友的時候。
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對巴格達傾斜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便是現在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1983年12月，拉姆斯菲爾德曾作爲總統特派團的成員同薩達姆進行了會晤，爲美伊關係正常化鋪平了道路。而根據解密文件，拉氏訪伊期間正是伊拉克頻繁使用化學武器之時，伊拉克幾乎每天都在違反國際規定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之前，美國同薩達姆之間的聯繫包括分享大量情報信息、通過一家智利公司向伊拉克提供集束炸彈、爲伊拉克獲得製造生化武器的前體生化物質提供方便等。在這段時期，美國政策中最高的信條便是“敵人的敵人便是我的朋友”，爲此他們可以同獨裁者達成任何協議，有時甚至對人權置之不理。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同正在經歷伊斯蘭革命的伊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當時，在美國官員眼裏，伊拉克是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和阻止中東親美國家相繼倒下的一個壁壘。這些理由已經足夠促使美國將薩達姆·侯賽因作爲美國的戰略合作伙伴。
解密的政府文件顯示，美國的情報和後勤支持在兩伊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曾經授權向伊拉克出售大量可用作軍事和民事兩種用途的物資，其中包括有毒的化學物品和致命的生物病毒，如炭疽和鼠疫病菌。
一位前中情局軍事分析人士在談到美國從前的所作所爲時表示：“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我和我的同事那時就曾經警告說，薩達姆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角色，我們不停地在同國務院爭論。”
但美國前駐巴格達大使大衛·牛頓卻堅持認爲，美國當時執行的策略從基本上看還是正確的，因爲美國關心的是伊拉克決不能在同伊朗的戰爭中敗下陣來，因爲那會危及沙特阿拉伯和整個海灣地區。
中東問題專家指出，如今的薩達姆已經從當年笨拙的同盟者轉變成了致命的敵人。不僅薩達姆變了，美國本身也在改變。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威脅變得比從前更爲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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