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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對每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無法抗拒的痛苦，面對痛苦我們確實應該有所長進，在新痛來時，不會舊痛復發。”今天，北京市第一例輸入性非典患者徐麗(尊重本人意願，化名)發來傳真，她表示：“這段經歷幾乎使我崩潰，短暫22天中充斥着病毒、內疚、愛和感激。我儘量不爲昨天傷痛，因爲很多人已經永遠沒有明天。讓我們帶着教訓，更好地活着……”
徐麗，今年27歲，山西太原人。2月，她需要到廣東出差。出門前，聽說廣東省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有些擔心。母親在當地一家黨報工作，特地爲她查閱了一些報紙，並給在廣州工作的同行打電話，得知“都是謠傳，沒那麼嚴重”。爲此，53歲的父親還從互聯網查詢，瞭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輕的一種，沒有致命危險”。於是，2月18日，徐麗和弟弟隨身帶着一些板藍根出發了。
抵達廣州，出租車司機告訴徐麗：“我們每天拉這麼多客人，沒有防範，什麼事也沒有，一點不害怕。”之後，她輾轉揭陽、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廣州的列車上，徐麗感到很累、渾身發冷。23日回到山西后，發燒38.8度，徐麗走進太原一家大醫院，告訴醫生：“我是從廣州回來的，會不會得了非典？”醫生笑了，告訴她“不要大驚小怪”，X光片和血液檢華北首例非典患者傳染路線圖查，醫生說：“不是非典”，開出了阿奇黴素等靜脈點滴。當晚，徐麗到另一家醫院輸液。她擔心診斷有誤，再掛一次號，結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麗高燒達到40度，趕往又一家大醫院，檢查結果仍是“感冒”，輸液改用青黴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電話到廣州一家醫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體感染。”徐麗在家人陪護下，再次來到醫院，檢查衣原體、血液，結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會傳染”。在這家醫院輸液後，她體溫一直很高。
徐麗說：“後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爲什麼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於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2月27日，事情發生了轉折。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魏東光了解了發病過程，要求“騰出特護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療依然不見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並選準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301醫院。山西省人民醫院魏東光大夫主動提出陪同，並出動了當地120救護車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時，到達北京301醫院。因是星期六，無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診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個病友。此時，徐麗高燒不退，渾身發抖，幾乎喪失希望。但媽媽說：“301醫院是全國最好的，信息肯定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魏東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發現感染了SARS病毒，此外，太原還有兩名護士被感染。
回首往事，徐麗說：“醫生、護士也是受害者。廣東去年11月份就發病，難道國家級的醫院連必要的通知都沒有接到嗎？”
3月3日，徐麗轉入呼吸科病房。徐麗的媽媽也高燒39度，仍趴到徐麗牀邊，喂她喝水，含淚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陽告訴徐麗和家人：這種病與廣東的非典情況符合，趕緊分隔病房，安排徐媽媽住院。她此時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燒，被確診爲支氣管炎，輸液幾天，病情惡化。3月5日，徐父也來到北京301醫院。由於301醫院不是傳染病醫院，安排他們轉入解放軍302醫院。徐麗的丈夫打電話給北京急救中心要來了救護車。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此後，302醫院1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成爲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醫護人員。隨後，301醫院發現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發現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醫院就醫。
徐麗回憶：“我和母親被家人和朋友擡着，父親被攙扶着，帶着擔憂甚至恐慌走進了302醫院。”她的丈夫給南方一家影響較大的報社打電話，希望能夠以自己的經歷向社會發出警示，宣傳非典知識，告訴大家非典傳染力有多強。但對方接聽電話的人沒等他說完，就說：“跟當地醫療部門聯繫吧！”，把電話掛掉了。
在302醫院，徐麗及其父母住進同一個病房。徐麗退燒了，身體出現好轉跡象，而爸爸卻劇烈咳嗽，5天5夜睡不好覺，一躺下就咳嗽。
3月7日，徐麗和母親被告知，由於設備原因，父親被轉院了。其實，父親已經病情惡化，正在進行緊急搶救。著名醫學專家、74歲的姜素椿教授和很多醫生、護士投入了搶救，但終因病情過重，離開人世。
當父親“轉院”的時候，母親就本能地說：“你爸會有事。”徐麗安慰她：“沒事，沒事。”母親意味深長地嘆息道：“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壞的後果，如果連最壞的事情都接受了，還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這是母親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3月15日，母親也離開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電話，1歲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繼出現了非典症狀！醫生們十分爲難———“孩子如果不是這病，來醫院後被傳染怎麼辦？”，“去其他醫院，對非典的治療情況又會如何？”權衡利弊，302醫院還是接收了徐的弟弟、弟媳和孩子入院治療。
3月12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現症狀，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也出現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302醫院非典患者不斷增多，而徐麗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反覆指出：“北京只有幾位山西患者”。她寫到：“可怕的無知，可恨的盲從！如果，新聞資源被很好地用到宣傳SARS知識上，那該多好啊。”
3月15日，身體極度虛弱的徐麗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結核病院繼續隔離觀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目前，徐麗及其親屬們在社會上處境不好，未同他們見過面的親屬，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門口能見到指名道姓的髒話。“現在，以前認識的人跟我說話，我會很感激他們。”徐麗說。
根據關於名譽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健康狀況屬於個人有權不公開的私人信息。尤其是傳染病，法律規定未經本人許可，不得公開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但未經徐麗允許，一家電視臺公開報道了她的名字。家人打電話到電視臺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要打官司，就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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