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國首席艾滋病專家邵一鳴走進央視面對面，以下是訪談實錄：
中國艾滋病感染人數到底有多少？
疫情爆發流行是否已經無可避免?
中國政府又做出了哪些承諾與決斷
權威觀點盛世危言
全面解讀艾滋病疫情發展
人物簡介：
邵一鳴1957生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
曾任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規劃顧問
2001年聯合國大會艾滋病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副團長
精彩對白:
記者:如果縱向地看(中國的艾滋狀況)，現在處於一個什麼階段？
邵:我們國家正處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
記者:到底哪個數字是准確的？
邵:我們政府一直是對這個問題是選擇寧可估高，不要估低這樣一個措施
記者:艾滋病能治嗎，有治嗎？
邵: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
記者:你現在最擔懮、最懮慮的問題是什麼？
邵:我們絕不可能再喪失亡羊補牢最後的機會。
正片
解說：
再過兩天，也就是2003年12月1號，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又要來臨。此時，關於艾滋病的話題又一次成為了人們談論的焦點。艾滋病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如何？是否會進入爆發流行期？中國政府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2003年11月27日，《面對面》欄目的記者對中國艾滋病預防控制領域的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進行了專訪。
記者：如果縱向地看(中國的艾滋情況)，現在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邵：第一個時期我們叫傳入期，是1985年開始，每年只有幾例感染者被發現，多數是國外來華的人士，或者是我們出國的人士，這樣大概持續了四五年的樣子。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出現了第一個流行期，在雲南邊境。這樣真正地在中國開始了艾滋病的流行.第三個時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我們叫快速增長期，它的特點就是跟第二個播散期不同有兩點，第一點，播散期它流行只是局部的，流行的速度還是相對不是那麼非常快的，快速增長期它的特點就是全國，很快波及到全國，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
記者：有統計嗎？
邵：有統計。從1994年到現在，將近10年的時間，我們一直是在以兩位數在增長。
記者：多少？
邵：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長。
記者：具體來說是個什麼樣的概念，百分之四十？
邵：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7%到8%，是全球最高的，這樣一個速度可以使得我們的經濟連續翻番，艾滋病比這個速度要高得多，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翻番的速度，幾年之內我們就翻番，所以說我們從1993年估計的一萬，1995年我們估計數字就是10萬了，那麼到2002年累計數字已經到了100萬。
解說:從艾滋病降臨中國的那天起,中國(大陸)的艾滋病感染人數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國內外不同組織機構對於這個數字的測算經常存在很大差異，而一直以來，邵一鳴所在的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就是中國政府從事艾滋病疫情調查的權威機構。
記者：我這裡有三個數字，一個是一百萬的數字，一個是八十四萬的數字，也有一個五百萬到六百萬的數字，到底哪個數字是准確的？
邵：我認為一百萬的構成情況應該說是基於我們國家每年，差不多兩千萬左右的檢測數，那麼按照國際上同樣的流行病學的估算方法，有很多還是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來進行的，這個數字是在現階段，我們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的地方，我們所能掌握的一個最接近於真實情況的一個科學猜測。85萬是一個更科學的(數字)，它反映我們現在還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這些是仍然存活的，他可以作為傳染源傳播疾病，一百萬是加上過去已經死亡的，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傳播疾病。對這個問題上可能包括國際上，一直有很多對中國各種各樣的猜測，以至於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的政府宣布的三組數字，比如報告數、估計數和預測數，一個比一個大，這是肯定的，我們查到是4萬，我們估計、累計的人數是一百萬，我們存活的是85萬，我們將來要是不控制好，按這個速度發展，到2010年是一千萬，這樣三組數字，國外的媒體給我們拆開用，結果我們寫的文件上，三組數字在一起，但是國外媒體說，第一個是中國政府的，最少的那個，第二個中間這個，是有良心的科學家的，比如像我這樣的，第三個是國際組織，好像政府在隱瞞這個問題。
記者：實際狀況呢？
邵：實際上從我1985年參與這個工作，參與了三個國家規劃的制定，我們政府一直是對這個問題是選擇寧可估高，不要估低這樣一個措施。
記者：那我們一百萬這個數字的准確性和可靠性有多大？
邵：我認為這個數字由於我們還存在著監測上的一些薄弱的環節，所以這個數字只能說是我們掌握的資料的一個科學猜測。我們找到只是它當中的冰山一角，我們現在發現的只有4萬多例，而我們估計、累計是一百萬，那麼也就是說，95%的傳染源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控制好的國家，多數的傳染源他們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報告數字和他們估計數字之間只有20%左右的差，而我們是多少？我們是只有5%我們掌握，所以完全倒過來了。在這樣一個情況的話，我們控制就不容易做得有力。
記者：通過什麼樣的渠道去統計呢？
邵：這樣的渠道就是通過我們各種各樣的系統的檢測，包括我們每年人群的血液篩查，這個有將近一千萬的人在做血液篩查，保證血液的安全。另外還有我們的流行病學設立哨點，就是在全國各個地方、各種人群，每年我們查一定數量的人查兩次，這樣了解一個動態的數據。第三個，就是有針對性地，針對一些特定的人群，往往是高危人群，然後做一定數量的檢測，這樣三組數字加在一起，就可以給我們一個分析，來了解我們現在大概有多少人數。
記者：會不會因為事關政績有意隱瞞？
邵：我認為最近五年，中央政府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高層領導人不斷地批示，不斷地抓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在全國發展不平衡，有的省很重視，而有的省就很不重視。那麼這個工作我認為是當前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瓶頸.我們只有全國都重視了，我們纔有可能把疾病控制住。試想非典，假如我們有一半的省不重視，那我們有可能在幾個月內把它控制住嗎？完全不可能。高強部長今年在聯大特別會議上提到，我們要建立一種機制，要追究領導不力的責任，在防病的問題上，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記者：對於這些多發地區的領導來說，他可能會覺得外松內緊，是不是就可以了？
邵：但是我們說中國有句古話，紙裡面包不住火，它肯定要出來，寧可把它下大力氣，比如泰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當時它是亞洲(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政府采取了全民艾滋病防治運動，它的衛生部長，它的防病主要的控制人員，外號都是叫『避孕套先生』，它是總理掛帥的，整個政府跟社會動員起來，它也投入很大，它當時投入每年一個億美元，但是現在呢，疾病控制得，通過這樣的動員，全球到泰國旅游的人一點沒有減少，而且現在在不斷地增加，由於它把疾病控制住了，現在疾病從最高百分之十幾的高危人群，現在已經降到百分之一左右，作為全球一個防治艾滋病的模范，而它的政府投入可能從一個億降到四千萬。像這樣一種，把工作放在前面，積極對待，它不但不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它會保護經濟的發展，它會促進經濟的發展。
記者：真實准確地統計又有什麼用呢？
邵：真實准確地統計可以知道我們問題的嚴重程度，可以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流行階段，那麼他的主要的危險來自於，傳播的危險來自哪個方向，在這個方向上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投入，纔可能有效，這些數據的掌握應該說對於我們艾滋病這場全民防治的戰爭是至關重要的。
隔斷
解說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3800多個艾滋病檢測試驗室，覆蓋了中國大陸所有省市。而且這個檢測網絡還在不斷地擴展之中。
記者：什麼樣的人應該做檢測？
邵：我們說有一定感染危險的，比如說，我們說艾滋病是通過血液途徑、通過性途徑，和通過母嬰的垂直(途徑)，這三種途徑來傳播。我們像一些，過去在有一些地區采血很混亂的地方，當時造成了一些人感染，這些人都應該主動來做檢測。還有像一些比如吸毒的人群，他假如是共用注射器的，他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應該主動來做檢測。還有就是像一些暗娼，一些在性方面比較混亂的人，他們應該考慮到自己有可能有這種危險，所以應該做檢測.
記者：費用呢？
邵：費用從試劑的成本來說，只有一塊錢，但是廠家的話，由於它要銷售，費用加進去，賣兩塊錢。假如這個工作政府來組織，我是這麼設想，試劑廠家可以進一步降到一塊錢甚至更低，它的銷售途徑政府采購了，他不需要花費，每個試驗室，我們已經建成的網絡，國家政府已經投入很多了，我們的技術人員應該貢獻他們自己的時間，來從事這項工作，所以國家要直接投入的費用非常有限。你一個免費的諮詢服務，讓所有該檢測的人有一個宣傳教育創造的良好的氛圍，不歧視的氛圍，提供一個免費的諮詢服務，這樣該檢測的人來檢測，知道自己有沒有被感染。
記者：你剛纔說檢測的費用希望能是一到兩塊，但是現在所有去檢測的人都不只花這個數字。
邵：對。現在采取一種市場服務的價格，檢測一般是幾十塊錢，病人需要支付的，實際上試劑的成本是很低的，我認為這樣一個檢測，對高危人群，他沒有任何醫療照顧，不可能報銷任何費用，特別是像吸毒的人群，他有了錢他會去買毒品，他不會去看醫生，像這樣一種特定人群，應該實行免費的檢測和諮詢。
解說：
和許多國家一樣，直到目前，艾滋病在中國的傳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高危人群中發生。因此，了解高危人群的分布特點，對於加強監測力度和及時采取乾預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記者：目前一百萬的構成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邵：目前主要的感染人群還是集中在吸毒這樣一個高危的人群，從我們的報告數字來看，是佔到三分之二，但是從科學的分析來看，實際上我們在報告數字上看到的10%左右的性傳播人群是被低估了，大概可能會在五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強一些，在這麼一個位置。
記者：為什麼會被縮小呢？
邵：由於這個人群我們很難接觸到他們，這都是一種不合法的、地下的一些活動，所以你防病部門要接觸到他們就很困難，所以它的數字最後就，報上來的數字就會偏低，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患。另外我們國家還有相當比例的同性戀人群，我們接觸的就更少，同性戀比起異性之間的性接觸更容易傳播艾滋病，這是一個我們現在還未知的一個很重要的傳播疾病的領域，這個應該地盡快采取一種相互配合地關愛的這種方式，來讓這個人群跟政府、跟防病部門配合，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非常好的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已經建立起來了，那麼在他們有一些宣傳活動也已經開展了，但是從我們的檢測部門怎麼樣盡快跟著這種關愛的組織配合起來，在這個人群使得他們的情況被盡早了解，采取相應的措施，這應該是我們今後一個階段工作的重點。
記者：我們都知道三種主要的傳播途徑，血液、性生活、母嬰，你怎麼排序呢，根據你們一百萬構成人員來分析？
邵：血液還是第一位的。
記者：佔多少？
邵：血液目前從報告數字來看佔了三分之二，從實際的總的情況數字來看，可能也在50%或者還要高一些，所以說這是我們國家要首先要花大力氣把它控制好的一個問題，而且臨床的用血安全，我們過去出過問題，事情發生之後，政府采取了措施，主要我們血液安全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還有漏洞，就是我們提到的，不按國家的規定，不按一些法規來辦的這種，在商業利益驅使下的，這種非法產賣血活動。
記者：問題出在什麼地方，血液傳播？
邵：差不多十年前的時候，我們沒有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沒有很早地強制性地在全國開展百分之百的血液篩查，使得一些地方在這種，漏洞沒有被堵住，衛是一個關系人民生命安危的(問題)，最近胡錦濤同志也從很高的角度，高度提到，衛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這是非常重要的。像這個它應該是作為公共產品，它作為公共的事業來辦的，要政府、要領導，不能讓它在市場上按照市場經濟利益趨勢去運作.
隔斷：
解說：艾滋病病毒被發現已經有二十年時間了，時至今日，它仍然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之一，科學界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找能夠徹底殺死艾滋病毒的藥物，但是始終沒有顯著進展。
記者：實際上面對我們的首席科學家，大家最想問的問題就是以現階段的水平，艾滋病能治嗎，有治嗎？
邵：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
記者：所有的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死亡率是100%，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邵：原因是當時沒有藥的情況下，它的死亡率是100%，而有了藥的情況下，他的死亡率，我們說在我們已經治療的過去的這十年多一點的時間裡邊，它的死亡率已經大大地下降，在進行過治療的國家，我們知道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籃球明星木什.約翰遜，他帶著病毒打籃球又打了很多年，像這樣的例子，非常遺憾的就是，過去只發生在發達國家，沒有發生在中國。
記者：決定的因素是什麼？
邵：決定的因素是科技能力。就是我們國家的科學家沒有把這個藥最先研制出來，那麼西方國家研制出來了，它還有不合理的專利保護體系，我們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用得合適，它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但我們說要把它用偏了，那就阻礙。在艾滋病上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美國的病人已經不死亡了，已經十年了。
記者：但是它不能叫治愈。
邵：這就是一個概念問題，什麼樣叫治愈，實際上老百姓感覺就是說我非得斬草除根，纔叫治愈，實際上醫學上，只要能把疾病控制在不作亂、不搗亂的情況下，就是醫學意義上的治愈。
記者：我們現在能做到嗎？對於艾滋病？
邵：對艾滋病我們可以做到。像幾個特殊的病人，我是在國家開始這些工作之前，若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治療了六位病人現在已經六年了，他們生活得非常好。
記者：用什麼方法呢？
邵：也是這種，聯合藥物治療方法，或者是老百姓叫雞尾酒的方法，也是用的進口藥。
記者：費用呢？
邵：一個病人當時的費用是10萬到11萬，一年。
記者：一年？
邵：對。
解說：
雞尾酒療法雖然能夠阻斷病毒的復制，遏制病毒對免疫系統的損害。但是發達國家藥廠的高額定價卻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患病者所無法承受的，近年來，中國的一些制藥企業開始有選擇地仿制一些雞尾酒藥物。
邵：他們已經生產了四種、五種藥物，一共五種藥物，國家藥檢局也很快的，在快車道把它批准了，即投入了市場，而這種藥物一年三千多人民幣就可以治療。
記者：所謂雞尾酒療法是不是每個人用的藥物是不一樣的，還是都是一樣的？
邵：可以是不一樣的，我們說只要有一線藥、有二線藥、有首選，是一個對多數人會有效的方案，假如這個人，特定的這個病人，對這個方案反應不好的話，可以換另外一個，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現在生產的防治藥只有五種，而國際上的艾滋病藥物有二十多種。國外醫生的選擇的餘地就非常大。
記者：為什麼不多生產？
邵：由於一個專利保護的問題，我們現在生產的藥物是專利已經過期的，都是最早的那批藥和沒有在中國申請專利的，由於這些藥物的效果不是特別好，有一些，當時也考慮到中國可能是疾病病人還不多，沒有在中國申請專利，只是這樣一些藥物。
記者：但是我聽說很多發展中國家它們正在仿制，而這種仿制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認可的，我們為什麼不這麼做？
邵：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國家有很多廠家具有很強的仿制藥能力，他們已經在過去若乾年當中生產了大量的這種藥品，那麼提供給各個國家，包括在這場你剛剛提到仿制藥的全球的推動，使得世貿組織通過了兩個條款，一個叫『強行仿制』，第二個叫『平行進口』，前一個條款講的是，對於挽救生命的藥物可以不受專利保護，主權國家認為我的疾病流行非常嚴重，我政府有責任來保護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你可以宣布進行防治，國際上是認可的，第二個，你沒有這個能力的國家，你可以使用『平行進口』，第二個條款，就是說你可以從非專利廠家那兒去進口藥物，也就是說可以說是水貨、仿制貨，但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是允許的，而我們中國呢？我們的生產能力非常強，在推動這個工作的話，這個過程當中，印度的一個仿制藥的生產廠家叫CIPLA公司，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當美國、歐洲的廠家賣幾萬美元的時候，他賣幾千美元，當他們降到幾千美元的時候，他降到幾百美元，就帶動了西方藥廠降價的因素之一。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國際社會對艾滋病，對挽救生命的重視，推動使得西方藥廠也要在這個問題上讓步。所以說他們同意降價，還有通過這樣兩個條款。但是我認為單純的降價，我們現在的話，從我剛纔提到10萬到11萬，進口的藥，現在降到兩到三萬，兩到三萬對中國是承受不了的，對非洲更是承受不了的。像這樣一種情況下，從我們的利益，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來說，我們應該走強行仿制這條路。
解說
在今年9月份召開的第58屆聯合國大會艾滋病高級別會議上，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高強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了強化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五項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承諾對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免費提供治療藥物。
記者：在不久前的聯合國會議上，高強副部長承諾，要五千名的免費治療，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信號呢？
邵：現在在中國已經進行政府免費治療的人群是六千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傳染病是一天都不能等，我們非典就是采取了這種方式，全部是政府來負責，疾病就很快控制住了，艾滋病也應該是同樣的，我們不管它什麼樣的途徑感染，它是疾病，是對公共有危害的傳染病，政府必須來做這件事情。
記者：這個六千名是怎麼確定的？
邵：從臨床來說，並不是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都需要治療。在他感染的早期，他體內免疫系統還把病毒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的情況下，免疫系統沒有受到損傷的情況下，這個階段不需要治療，所以說選擇合適的病人治療要進行檢測。
記者：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六千人之外那些沒有得到免費治療的患者，可能覺得不公平？
邵：這個都是在目標是對所有的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支付藥物的病人提供免費藥物，乾任何事情，像這麼大規模的事情總要一步一步來，纔穩妥。當然我們希望這個過程要盡量短。
記者：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一人三千塊錢，一年的治療費用，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字？
邵：並不是遙不可及，而且我剛纔提到的，假如說支持我們企業能夠生產更多的藥物，而且能夠使得我們的藥物走向世界，幫助非洲國家進行艾滋病的治療，那麼這個藥價還會大幅度下降，因為它跟總量是直接有關系的價格。
記者：目前進行的效果呢？
邵：目前進行的效果應該說成績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當然也有問題，那麼問題就是說，副作用還是多了一點，我們目前大概有一千人已經退出治療。
記者：自願的？
邵：自願地退出了治療，由於它有副作用。實際上副作用不單純是藥物的副作用，主要是還有其它的原因，其它原因包括，我們參加治療的主要是以防疫系統的防病人員為主的隊伍在進行操作，他們的臨床經驗是相對比較少的，及時地對一些可控制的副作用進行化解，那麼就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堅持治療下去。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藥物種類非常有限，可供醫生選配適合於這個病人的最佳方案，我們不夠。
記者：現在全國到底有多少專業的治療艾滋病的醫生？
A：應該這麼說，已經治療過艾滋病人的醫生和護士大概有一百多，但是具備這種能力，可以經過短期的培訓，規范的治療艾滋病的醫生和護士大有人在，我們中國不是非洲，我們治療了大量的傳染性疾病，他們有這方面的經驗，而且治療方法理論上和操作上都是一樣的，結核病的治療，幾個藥一起用，在監控的情況下使用。
記者：但是這個培訓工作正在做嗎？
邵：培訓工作正在做，正在做的話，我希望能看到它做得更快一點，做得更廣一點。
隔斷：
解說:
疫苗始終是對付病毒的首選方式.從艾滋病毒被發現那天起,各國的科學家便展開了一場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競賽,而近來非典疫苗研究的迅速進展似乎給人們帶來了某種希望。
記者：最近大家很高興聽到非典的疫苗正在研制當中，而且通過了動物試驗，那麼艾滋病的疫苗什麼時候能出臺？
邵：艾滋病的疫苗，國際上已經有20幾個疫苗在不同階段的人體試驗，今年年初公布的第一個就是三期，我們說疫苗的試驗要經過一期、二期、三期，大概五年左右的時間，纔能檢驗這個疫苗是不是有效，三期臨床的話，國際上進行的，第一個已經結束，但是這個疫苗是失敗了。這個事實也說明了，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是非常難的。
記者：有沒有一個時間？
邵：我感覺我們在疫苗方面，我們中國的研究盡管起步得晚，但是我們很有自己的特點。
天花疫苗做載體的艾滋病毒疫苗，我們在工業化的生產已經結束，我們核酸的疫苗通過國際合作，我們也已經完成，這兩個疫苗我們正在准備報到國家的安全評價中心去做毒性試驗。
記者：到底什麼時候纔能對防治艾滋病，真正疫苗起作用？
邵：這個時間的話，我們按照我們的計劃明年是要進行一期人體試驗，但是我們說一期人體試驗只是檢查它的安全性.就像我們現在在做的非典疫苗，也只是它的安全性。
我的時間表的話，按照我們的計劃是明年進入到一期，根據一期的結果往二期走，一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要是一切順利，我們可以直接往二期走，二期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然後開始三期臨床試驗。三期臨床試驗的話，就是檢驗它在高危人群有沒有可能預防艾滋病的感染。
記者：但是，還是一個未知數？
邵：這是一個未知數。
解說：
近年來，中國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在加快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工作的同時，還在高危人群中實施了多樣的積極乾預措施。作為中國艾滋病領域的首席專家，邵一鳴現在也抽出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從事這類工作。
記者：你們正在做什麼？
邵：就是說我們對於高危人群要采取一些針對性的，國際上已經證明有效的措施，比如說在吸毒人群要采取讓他們使用清潔注射器，不能共用注射器的這種方法，可以采取注射器的市場營銷，還有就是，藥物的替代，他們用海洛因要注射，我們可以給他用其它的，像『美沙酮』這種藥物它也可以維持他的一些對藥物的依賴，但同時它不需要注射，它是液體，口服就行了，這樣就不會造成在他們之間的傳播。還有比如說在暗娼這個人群，要宣傳使用避孕套，這種措施的話，在國際上已經證明非常有效，所以在這一點，我們國家政府已經進步了很多。
記者：你指什麼？
邵：就是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做法，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可能把這些問題很快地把它根除，但是我們要減少它的危害，因為中華民族，我們的黨和政府，可以發明出一國兩制這種操作方式，解決問題，具有這麼高的智慧，對於艾滋病的控制，我們打擊賣淫嫖娼、吸毒，該做。我們同時艾滋病的乾預措施也要做，這兩手抓的方式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好。
記者：作為中國艾滋病的首席科學家，你現在最擔懮、最懮慮的問題是什麼？
邵：我現在最擔懮的問題是，我們國家正處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因為我們國家人口基數很大，我們現在說一百萬，對我們13億人的國家還是一個小數，我們還是處於以高危人群為主的一種流行狀態，能不能阻斷它們進入到一般人群，這是一個能不能在中國控制艾滋病的關鍵，那麼這個工作假如，而且這個時間給我們剩下的已經越來越少，我們進入快速增長期已經十年了，我們絕不可以再喪失亡羊補牢的最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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