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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約采訪。對方問得簡單：『談什麼？』『公共衛生。』記者答得也簡單。『好吧。』約訪成功，記者心情頓然輕松——她是個爽快的人。
她就是現任民革中央委員、天津市副主委，天津市衛生局副局長的全國政協委員田惠光。
第一眼看到她，比照片裡的人更嫻靜，如果不是看了委員名錄的介紹，記者絕不會想到她是個典型的北方人，倒會肯定地說她是溫婉的江南纔女。然而話入正題，從她流暢的談吐、條理的分析中，讓人真正信服她確是柔中帶剛的學者型政府官員。
談到公共衛生，話題就從非典開始。田惠光說，我國過去在公共衛生投入方面『欠賬』很多，這也是去年的SAR流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到今年以來，政府在醫療設施投入方面確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各地修建擴建醫院、疾病控制中心，增加了『120』急救中心的設施投入，增設了發熱門診，增加了信息網絡。但是，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更關鍵的因素卻是人。一是教育好人，在醫學院培養出合格而全面的醫務能手。二是醫療衛生隊伍的自身建設要加強，不僅是一線的醫務人員，對醫院的管理層更是如此。
問到非典期間她的心情和感受，田惠光說，作為天津市抓衛生的領導，確實感到很有壓力。當知道因為一個病人而出現多例醫務人員感染時，她很心焦，同時也在思考，如何建立有效的衛生防御體系。曾經在北美、歐洲考察過公共衛生系統的她，此時強烈地感覺到，應該實行『拿來主義』，吸收借鑒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衛生管理方面的經驗。
例如，在投入機制方面，如何纔能更科學化。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建立醫院病房、先進的監護室，但對於一個素質較低的醫務人員來說，病人進來後，仍不能按照科學的方法對其進行病理檢驗、監護和醫治。所以她在今年的政協會議上的提案，就是關於改變資金投入機制的建議，具體說來，就是將衛生體系的預防工作做成標准化項目，項目中包括人口、面積等各種參數，並進行量化。對工作人員，要有可操作的具體要求；而對監管機構，有可供評價考核的指標。這樣一個體系的建立，有助於將傳染病進行提前預防和控制。
將標准化項目的外延擴大，建立標准化『健康城市』，也是田惠光今年政協會上要提出的一個新思路。從SARS到禽流感讓她想到，是否可以將在加拿大等國家已經有過成功經驗的『健康城市』的概念引入中國。她解釋說，所謂的應急，還是由於發生了我們要去應對，與其如此，不如建立一個相對健康、可控性強的環境。這種願望的實現，不僅有助於提昇城市整體健康水平，更能樹立城市良好形象，城市經濟發展，居民生活都將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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