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南商丘雙廟村村民領取國家免費發放的抗艾滋病藥物。 |
亞洲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繼非洲南部地區之後的又一抗擊艾滋病的重要前沿陣地。在報道東南亞和印度的艾滋病後，最近出版的《科學》雜志推出了由記者喬恩·科翰撰寫的長篇系列報道，報道肯定中國在遏制艾滋病流行方面出現的可喜變化，同時指出了目前面臨的嚴峻挑戰和嚴重問題。
4月份，《科學》雜志記者訪問了北京、河南、雲南和廣西等地。雖然有一些采訪被拒絕，但是許多科學家、官員和病毒感染者都非常坦率地接受了采訪。許多人強調，在過去一年中，政府對於艾滋病的態度有了巨大的改善。
有幾種動力促使中國政府轉變了對艾滋病的態度。第一個因素是艾滋病在中國的流行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雖然它現在還處在早期流行的階段，在13億人口中流行程度較低，但是一些外界的評估警告說，這種疾病已經蓄勢待發，且具備了形成一場巨大災難的所有條件。
預測未來
站在HIV的立場，中國確實有很多吸引它的地方。且不說海洛因在一些人群中的大量使用和興旺的地下性產業，中國1億多的『流動人口』也使得HIV有機會散布到偏遠地區。許多人對艾滋病知識和安全套使用仍然十分陌生。在過去的20年中，其他能夠輔助HIV傳播的性傳播疾病也在大幅上昇。
在關於中國未來的一個最危言聳聽的評估裡，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科研小組發布的題為《艾滋病：中國的泰坦尼克危機》的報告警告說：『一場潛在規模難以想象的艾滋病災難正准備襲擊中國。』幾個月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到2010年，中國的HIV感染者有可能達到1500萬。
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不同意這種黯淡的預測。他強調說，這些推測都是建立在中國將不會大幅改進對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假設上。『而現在我們有那麼多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合作，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努力，很顯然中國的艾滋病控制將有一個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國內外的專家都認為泰坦尼克危機的說法誇大了威脅。正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人口學者Assche解釋說，預言者把他們的預測建立在依據中國的哨點估計出的HIV感染率。中國全國只有200個這樣的哨點(相比之下，人口只有中國5%的泰國卻擁有500個這樣的哨點)，這是造成混亂的原因。據她估計，中國到2010年的感染者將不超過600萬。
仍然面臨挑戰
在政府加大了艾滋病篩查、諮詢和教育的力度以後，流行病學家應當對疫情的規模有一個更好的把握。而同樣重要的是，醫務工作者和公眾對於這個疾病的態度也應當有所轉變。
佑安醫院的吳昊說，在許多醫生和護士之中還普遍存在著恐懼心理。他毫不忌諱地講了他的同事在1990年代初期對艾滋病人的態度。醫生穿著靴子，戴著手套。當病人死後，他們把大塊的冰推來放在他們的床下，以避免送他們去太平間。『他們還得對火葬場的人說謊，否則他們就不會接受病人。』吳說。而且他們還將死去病人的家具拉到外面燒掉。現在吳和他的同事一道訓練來自各地的醫務工作者，以避免在佑安醫院發生過的事情在別的地方重演。
由於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改變公眾的態度就相對容易很多。但中國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缺少經過培訓的艾滋病臨床醫生和相關設備；在市場上出售的抗艾滋藥物還太少；而推廣安全套的使用、潔淨針具交換和艾滋病教育還將檢驗中國把口號變為行動的能力。
科翰說，中國的大量靜脈吸毒者、性工作者、流動人口和數量過剩的男性，意味著這個國家仍然處於『巨大的威脅』中。
切斷與毒品的紐帶
3月1日，雲南省政府頒布了121號令，號召更加積極地開展教育活動。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法令明確地推行潔淨針具發放、美沙酮替代和推廣使用安全套。121號令的招貼畫出現在了賓館的大堂裡——政府現在要求賓館必須在房間裡放置安全套，它也被貼在那些名聲不佳的發廊裡。這代表著一個急劇的轉變。
雖然形勢緊急，省衛生廳還是決定在某些方面謹慎行事。它很快將開展針具交換和美沙酮替代的試點計劃。省衛生廳的王雲生說，這些試點將進行3年時間。『我們不能圖快，但是也不能等很長時間。』他說。比如針具交換計劃，他們就必須首先打消那種普遍存在的觀點，認為發放針具會增加毒品使用。而美沙酮仍然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一種價格昂貴的藥品。
廣西疾控中心的陳傑解釋了為什麼在高危人群中大規模開展項目前，要進行謹慎的試點。他和雲南的同行一樣感覺到壓力在增加。
在廣西寧明，當地衛生局從2002年10月起和警方合作開展一個大型針具交換項目。當地疾控中心的官員僱傭了一些靜脈吸毒者作為同伴教育者，讓他們收集使用過的針頭，並發放新的針具。在邊境那邊的越南也在進行一個姐妹項目。到目前為止，寧明的項目已經發出了20萬支針頭。根據當地疾控中心的一項調查，共用針頭的比例從70%下降到了10%。
戴托普模式
在『減輕危害』行動中，美沙酮和針具交換起著關鍵作用。到目前為止，中國還幾乎沒有接受這個行動的宗旨：它仍然有700多所『強制戒毒中心』。
在廣西憑祥的一個戒毒所，靜脈吸毒者會經歷一個脫毒的過程，然後開展一些戶外活動和教育，這個戒毒所的所長莊桓德(音譯)說。他贊成使用美沙酮，但是針具交換計劃似乎和禁毒法相矛盾。『在聽了疾控中心這麼多課以後，我自己也糊涂了。』莊說。他仍然相信有關徹底消滅毒品的目標。
而減輕危害計劃卻在雲南省會昆明有了立足點。精神病學家楊茂彬1996年開設了一個叫做戴托普的自願戒毒計劃，依靠美沙酮、針具交換和其他減輕毒品危害的手段來幫助吸毒者。『那時，這裡的醫生對毒品依賴一無所知。』楊說。他在一個戒毒中心的工作曾經讓他非常失望。現在，模仿紐約的一個戒毒項目興辦的戴托普接受了100人，其中20%感染了艾滋病毒。
戴托普有一些不同等級的工作，從烹調到理發到管理這個機構。一些已經脫毒的人員從這裡搬到『再進入社會』中心，在那裡他們清洗和維修汽車，以便在他們離開中心之前學習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中心總共接受過2000人前來戒毒，雖然有70%的人復吸，但是楊說，在完成18個月項目的人中復吸率只有40%。
戴托普的一位副主任就是戒毒成功的人士之一。他認為戴托普的模式已經證明行之有效，但令他困惑的是，為什麼還需要這麼多試點項目。
有限的手段
『所有的治療計劃都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當務之急是挽救患者的生命。』中國疾控中心負責全國艾滋病治療項目的臨床醫生張福傑說。
鑒於對艾滋病普遍缺乏了解，要識別那些最需要治療的人們成為一個最大的障礙。中國估計總共有8萬人已處在發病階段，但被檢測出的還不到5%。
項目目前所能提供的四種抗艾滋藥物——去羥肌?(ddI)，司他夫定(d4T)，齊多夫定(AZT)和奈偉拉平(NVP)——都有很大的改善餘地。它們不僅有嚴重的毒性，而且『這四種現在正在使用的藥物很容易使艾滋病人產生抗藥性，如果他們不很好地堅持服藥的話』。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哲說。何大一則認為，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比這更糟糕的組合。
在中國各地，艾滋病的臨床醫生都在感嘆，大部分患者無法承擔價格仍然十分昂貴的3TC。在非洲、印度、泰國和巴西，這是雞尾酒療法中最廉價、也最有效的一個關鍵成分。
問題是，葛蘭素-史克擁有3TC的專利。能夠生產仿制藥物的那些國家不是同它有協議，就是從世界貿易組織那裡獲得了豁免權。但是葛蘭素-史克卻不願意與中國做這樣的協議。批評人士說這家公司想保護它在中國的3TC的市場，因為低劑量的這種藥可以治療乙肝，而中國是一個乙肝流行地區。
無國界醫生組織負責『獲取基本藥物』項目的律師爭辯說，中國政府應當啟用一個叫作強制許可的機制，這樣就可以合法地生產這種藥的仿制藥。
葛蘭素-史克說，它將與中國政府簽訂一項協議，以『優惠價』提供3TC。如果談判失敗，張福傑說，中國知道它可以啟動強制許可。
然而，3TC還不是中國惟一缺乏的抗艾滋病毒的藥物。類似的問題使它無法進口或生產好幾種在其他地方已過專利保護期的藥物。
河南的新問題
為了應對危機，中央政府在2003年3月開展了中國艾滋病全面反應項目，為因賣血感染HIV的人免費提供國產抗病毒藥物治療。自從這些藥送到有670個HIV感染者的文樓村以後，死亡人數已經從以前每天平均死亡三人減少到現在每個月死亡一人。
但是很快又冒出了另外一個嚴重問題：許多人只是間歇性地吃藥———這很快就會造成抗藥性———而有的人乾脆中斷了服藥。張福傑說，在各省參加治療項目的7012個病人中，有19%中斷了服藥。當文樓村診所的一些感染了HIV的村民被問及服藥情況的時候，一個35歲的農民立即回了話。去年在服用抗病毒藥物大約1個月後，他就停止服藥了。『我的肝髒不好，』他說，『我受不了(治療的副作用)。』
負責美國疾控中心在中國艾滋病項目的流行病學家葉雷說，『人們沒有充分得到相關信息。』令他十分擔懮的是，病人並不清楚停止服藥的危險性。『他們沒有獲得「這是救你命的惟一機會」這樣的忠告。』他說。
(文章有刪節，題目及小標題系編者所加。喬恩·科翰報道，中國特稿社記者丁逸?協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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