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記者走近廣州艾滋告知人，感受她們的重壓與困惑
經過你的手，把一份感染艾滋病的診斷報告送到感染者手上，會是什麼樣的感受？面對不幸被“宣判”抑或僥倖“脫險”的檢測者，你又將說些什麼？這些問題，是艾滋告知人每天需要面對的工作。
2006年，廣東省開始推行艾滋告知制度。如今，廣東省已初步形成了覆蓋全省的數百個HIV檢測網絡，在每個檢測網點，相應的諮詢人員已擔當起艾滋告知人的角色。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將來臨之際，記者走進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門診艾滋病諮詢室，近距離接觸了廣州艾滋告知人——小鐘與小李，兩名年輕的女護士，感受她們承受的重任、壓力以及困惑。
來的人基本都有心理準備
11月28日，降溫後的廣州有了瑟瑟的秋意。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門診艾滋病諮詢室外，零零散散地站着幾撮人，陽光照在他們臉上，透出灰暗、麻木的顏色。
劉昌(化名)一早和妻子、兄弟從外地趕過來，拿到了一張“HIV抗體陽性確認報告”。青黴斑已經爬上了劉昌的臉，他是一個確證、並已病發的艾滋病患者。劉昌用很低的聲音跟妻子商量着自己住院的事情，三個人眼神空洞，沒有淚水，也沒有驚惶失措。
劉昌的確證報告是小鐘發的。從這三人踏進艾滋病諮詢室的那一刻，她已敏銳地分辨出，誰感染了艾滋——劉昌臉上的青黴斑已經給出明確提示。這個有着多年吸毒史的男人憔悴得看上去有50多歲，實際上他才33歲。
劉昌剛走，鄭鋒(化名)便焦急地跑進診室。他有些緊張地問小鐘，“結果”什麼時候知道？
“下午三點。”
“那蔡衛平主任還出診嗎？”
“他下午不出診了。”
“那怎麼辦？我是從深圳趕過來的，能不能先給我看看？”
“要等結果出來才知道你有沒有感染。”
鄭鋒有些失望地走出診室，不一會兒，他折回頭，叮囑小鐘，他下午三點鐘會過來拿“結果”。
這個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裏，每天進出着形形色色的人，來諮詢、抽血化驗、以及被確證……護士小鐘和小李，一動一靜的兩個年輕護士，已經在此拍搭工作三年。
2006年廣東省艾滋病告知制度推行後，她們承擔起艾滋病告知的工作。這份工作常常忙得連午休時間也沒有，她們要給艾滋感染者進行健康宣教、整理驗單，管理檔案、對他們進行追蹤隨訪，這一系列工作繁複而費神。
通過自己的手，把“感染艾滋”的“宣判”送出去，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其實比癌症的確診報告要好多了。”兩人給出了同樣的答案——很多人患癌症是意想不到的，而走進這裏的人，之前多是有過高危行爲，有了心理準備的。
最同情那些被丈夫感染的妻子
艾滋門診每天都有初診病人，平均每天三到四個，初診結果“陽性”後，確證報告基本也是這個結果了。
“多數人得知自己感染艾滋後，會很茫然。”小李見得多了，也發現了不同人羣的特點——女性感染者會掩面痛哭，而男性感染者多追問“我還能活多久？”
在小李眼裏，相比那些因爲吸毒、不潔性行爲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來說，最讓人同情的是那些被丈夫傳染的婦女，“心裏會覺得她們可憐。”
“曾經有個中年婦女，被丈夫傳染，婆婆得知她感染艾滋後將她趕出家門，最後連孩子也不讓見。”小李坦言，對於這樣的感染者，會多給一些心理撫慰，她甚至會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留給她們，開導她們，提醒她們按時吃藥，定時複查。
但工作久了，兩人也總結出了一個原則，跟病人關係要把握得親疏得當，關係太近了工作也不好做。“有時候大家太熟，有些人便會提無理要求，比如要你幫他插隊、寄藥，有些事情是我們沒法辦到的。”
最怕“恐艾症”患者糾纏
中午十一點半，一個黃色夾克衫的中年男人走進諮詢室，來回踱着步子，猶猶豫豫不想離去。小鐘和小李擡頭看到，問他“醫生怎麼診斷”。
“醫生說沒事。”
“我早說沒事了，每次結果都正常。”小李說。
“但我還是覺得有症狀。”
“那你再去血液科或者腫瘤科查一查。”心直口快的小鐘建議。
“癡線(粵語，神經病的意思)——”中年男人突然罵了起來。
小鐘搖搖頭，無可奈何地笑。
中年男人穿着講究，出門口拿着新款手機撥電話，又徘徊了一會兒方纔離去。
幾個月前，這名中年男人就開始來做艾滋病檢測，每個星期跑三四趟，HIV抗體檢測結果均顯示“陰性”，被告知未感染艾滋，但還是繼續往這裏跑。
“典型的‘恐艾症’患者。最怕遇到這種人了，有時候一纏就是一兩個小時。”小鐘說。作爲告知人，除了面對艾滋病感染者，有時候還要應付未感染者的糾纏，而且這類人在現實生活中比例還不小。
“概括這類人可用三個關鍵詞：中年、文化層次不低、不潔性行爲。”
小鐘擔心地說，應該呼籲大家重視這個問題了，要讓社會更加重視不潔性行爲的危害。
曾被艾滋病人的針扎到過
小李如今已是一個5歲孩子的母親，她現在的工作仍處於“保密”狀態。除了丈夫，家裏人都不知道，“不想告訴他們，主要是怕家人多想，擔心。”
小鐘相反，家裏人都知道她的這份工作，“他們對我很放心。”
兩個年輕人性格不同，小鐘快人快語，是那種“未見其人先見其聲”的爽朗性子；小李則溫柔內向很多。
提起這份工作，兩人都笑着說，脾氣壞了許多，壓力太大。
“有時半夜醒來，會突然想到自己得了艾滋病怎麼辦？”小李曾經不小心被艾滋病人的針扎到過，平時管理這麼多人的資料，保守着幾千人的祕密，不但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工作細節，有時候在公車或地鐵上認出接待過的感染者，她也不敢打招呼。
不敢貿然告知感染者配偶
在艾滋病諮詢室的一角，是三層高高矗立的櫃子，裏面有數千份艾滋感染者的檔案。
無論是平時登記資料還是偶爾開櫃子查找檔案，她們都是小心翼翼，“這些資料是要絕對保密的。”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研究所所長林鵬告訴記者，2006年，廣東省開始推行艾滋告知制度。根據有關規定，艾滋病告知僅限於其本人，只有經本人同意後，纔可以告知其配偶或家人。若在一定期限內，感染者本人仍未告知其配偶，艾滋告知人可直接告知其配偶，以確定感染者近期性伴侶並進行追蹤。
事實上，這個工作開展的難度頗大。如果感染者本人不願意，其配偶感染情況很難追蹤。
小鐘有親身體會。
一個年輕女孩在拿到“HIV抗體陽性確認報告”後，一直拒絕告知其男友。多次健康宣教後，她表示會親自告訴對方，但一直到結婚，她都沒有將實情告訴對方。
“她說不告訴老公，是不想老公離開自己，因爲太愛他了。”小鐘無奈地表示，對於這樣的感染者，只能儘量地做工作，但對方若刻意隱瞞，提供的信息不真實，她們也無法聯繫到對方。
況且，貿然告知也會帶來不良後果。
“如果貿然將丈夫感染艾滋的情況告訴其妻子，妻子很可能一時接受不了，把這個消息再告訴其他家人，造成感染者隱私的泄露等不良後果。”
只有不斷地提醒，不斷地對感染者進行宣教。
與此同時，儘管定期追蹤隨訪的工作一絲不苟，但仍有感染者會流失。有些人出國了，有些人不願意再治療了，有時候連電話也換掉，再也聯繫不上。而這種情況，廣州市以外的感染者會較多出現。
對於那些願意接受追蹤隨訪的感染者，只要有諮詢電話打來，小李都會耐心地一一解答，重複着有些甚至已說了上千遍的話。
-艾滋告知人 艾滋病告知人的主要工作：要給艾滋感染者進行健康宣教、整理驗單，管理檔案、對他們進行追蹤隨訪。
根據有關規定，艾滋病告知僅限於其本人，只有經本人同意後，纔可以告知其配偶或家人。若在一定期限內，感染者本人仍未告知其配偶，艾滋告知人可直接告知其配偶，以確定感染者近期性伴侶並進行追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