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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紐約時報》以撰寫伊斯蘭運動和生物恐怖主義而聞名的女記者朱迪思·米勒打開了一個古怪的信封，她沒有想到，這個信封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厄運從此刻降臨到她的身上。以下是米勒的自述： 它看上去有些像父母們給嬰兒用的爽身粉，純白的，還有種淡淡的甜味。白白的粉末飄到我的臉上、毛衣上，以及我的雙手上。更多的粉末撒落在地板上，我的褲子和鞋子上到 處都是。炭疽熱病菌突然闖進我的腦海中。 當時我正坐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中，滿腦子裏想的全是別的事情——布什政府正努力凍結更多向恐怖主義提供支持的個人和組織的財產。已經是上午9:15了，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很快將開始他的演講，就一份包含39個凍結目標的名單進行說明。我開始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傑夫·潔絲通電話，商討我們準備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當我們談話的時候，我拿過電腦旁一大堆尚未打開的信件。 自從9月11日以後，我每天都會收到很多來信。有些是普通的問候，有些是表達對政府沒能保護人民免受恐怖襲擊的憤怒，而更多的來信人希望知道，如何讓他們自己及其家人預防生物恐怖的襲擊。許多人曾經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我談論過這個話題，因爲我寫過一本書，名叫“細菌：生物武器以及美國面臨的祕密戰爭”。 如果當時我沒有分神，我可能不會打開這個白色的信封，它沒有寫回信地址，只是郵戳顯示它來自佛羅里達的聖彼德斯堡市。同樣在佛州，幾天前一名在報社工作的男子由於無意中吸入炭疽熱病菌而死亡，出事地點距劫機分子接受飛行訓練的地方不遠。這些跡象向我們證明些什麼，我和我的同事們討論着發生炭疽熱襲擊的可能性。 我根本沒有多想。我非常匆忙，幾乎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這篇稿子上，沒有過多留意手中的這封信。 突然，信封裏的粉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稍作停頓，便讓辦公室裏的同事叫安全人員來，我不想再碰電話。 所有人都露出警惕的神色。我對他們說，不要慌張，也許這不過是一個惡作劇。 這時，突然電話想了。我習慣性地摁下了通話按鈕。一個同事打電話向我透露(NBC廣播公司)湯姆·布羅考助手的情況。那位女士，像我一樣，打開了一個信封，其中有些白色的粉末，結果她感染上了炭疽熱細菌。同事還告訴我，那封信也是從佛羅里達來的。 保持鎮靜，我這樣對自己說。這仍然有可能只是一個惡作劇。但當我看到安全官員們到來時，我的確鬆了一口氣。他們帶着塑料袋和手套，讓我離開辦公桌，然後小心翼翼地將那個信封放進塑料袋，封起來。同時被封起來的還有接觸過信封的手套。 當我洗手並清理自己身上的白色粉末時，我突然想起了比爾·帕特里克。他是我的一位朋友，生物武器專家。他曾告訴我：將炭疽熱武器化並不是一件易事，要將細菌孢子培養得足夠小才能被吸入，感染和破壞人類的肺部器官，這需要非常高的技術。比爾是這方面的先驅，他曾在50至60年代參加過政府的一個細菌武器項目，研究如何生產炭疽熱細菌孢子。不過尼克松總統於1969年終止了這個研究項目。 而研製皮膚感染類炭疽熱細菌，技術上雖然也不容易，但難度小了許多，危險性也小。 這就是爲什麼比爾聽說佛羅里達發生的事情後，會那樣的擔心。因爲，有人已經擁有製造微小細菌的能力，這些只有1至5微米的細小孢子可以入侵人的肺部。 比爾還告訴我，其它的案子可能是大一些的孢子。作案者將炭疽熱孢子混合在爽身粉或其它物質中，用人們熟悉的味道掩蓋這種致命的細菌。炭疽熱孢子本身是沒有味道的，而且它微小到人眼無法識別。 可以說，現在的我並不是一個對炭疽熱一無所知的人。我曾跟隨比爾學習，他向我展示炭疽熱通過飛機場安檢是多麼容易。我曾親眼看到瓶子中的粉末是怎樣消失在空氣中的，那就像變魔術一樣。1998年至今，我一直穿梭於各個細菌實驗室和工廠。我採訪過許多科學家，他們告訴我如何讓細菌成爲致命的武器。我熟悉這些地方散發出的臭味，那種混合着漂白劑、塵土，以及動物屍體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這些研究讓我從心裏感到不寒而慄，及時當年在中東報道恐怖主義時，我也沒有感到過如此巨大的恐懼。但我繼續着，因爲這是我的工作，一名記者必須完成的工作。我們所接受的訓練要求我們保持冷靜，做一個專業的觀察者，然向告訴我們的讀者。 現在，我不僅僅是講述一個故事，我本人就是故事。 回到辦公桌，我決定繼續保持冷靜。或者至少看上去是冷靜的。要知道我的同事們都是一些洞察力奇強的人，如果他們感覺到我這個“專家”都在害怕，他們很可能也會失去理智的。 也許是我的鎮靜鼓勵了我的同事吧，當不幸降臨在我頭上的時候，一位高級編輯和好友用胳膊環住我，陪我走進樓下的醫療部。當我回來的時候，許多同事衝到我的身旁，給予我支持。還有人給我泡了一杯茶……現在，這些人都在服用抗生素。 事情發生後不到20分鐘，《紐約時報》的辦公樓涌入了數十名執法人員，他們來自各個機構，而且每個人都明確地知道要做些什麼，清理房間、拍照、取樣化驗。許多人都身着防化服，帶着防毒面具。我跟他們站在一起，告訴他們事情的發生經過。他們就像太空人一樣在曾經鬧哄哄，但現在空空蕩蕩的大廳裏移動，電話鈴無助地響着，但沒有人在意。我想我永遠也不可能忘記這一幕。 他們開始向我提問題。你在佛羅里達有什麼認識的人？你近期是否曾去過那裏？你是否經常自己打開信？你認爲是否有人有原因會給你寄這樣一封信？你能描述一下那些粉末嗎？它落在哪裏？怎樣落下的？我想他們正在確認不明物體的大小。反恐怖小組的官員們非常有禮貌，專業，且條理清晰。還有一位醫生也非常不錯，他冷靜且有條有理地回答來自記者和記者們的各種問題。醫生和他的小組幾乎一整天陪在我們身邊，他們先從我們的鼻子上採集一些樣品，然後開始分發抗生素。 到了下午6:00，我開始繼續我的工作，爲星期六的報紙撰寫那篇財政部的文章。 直到週六的晚上，我們依然不清楚粉末中是否含有炭疽熱孢子。前兩個初步調查結果呈陰性，第三個試驗結果也表示這些粉末是無害的。 但我可以確定一件事：佛羅里達一家報社和全國廣播公司曾經收到類似的信，而現在又有人將一封信寄給了我。也許我收到的這封信中含有炭疽熱病菌，但也有可能沒有。 但這並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這種傳播恐怖的方法相當廉價，這些信件的發出者沒有必要解決大規模傳播炭疽熱的技術難題，他只要弄到幾個炭疽熱孢子，甚至只需要一些爽身粉，外加幾張郵票錢，就足以讓整個美國陷入空前的恐懼之中。(席雪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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