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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基因工程是時下時髦的東西；也許正因爲它，“生命科學”被視爲21世紀人類的希望。許多科學家滿懷信心地宣稱：以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爲基礎的基因工程將使種植業、養殖業、醫療保健等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似乎也已習慣了科學技術的不斷革命，彷彿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斷改變／改善我們的生活，彷彿已成爲我們生活的目標之一，不革命無以爲繼。但是，這一回可能會“革”了人類自己的“命”，因爲這種革命現在已經不知不覺地延伸到對生命自身的改造上了。對轉基因，克隆等的批判並不少見，但通常所見的乃是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文化”批判，看起來似乎有點“書齋裏鬧革命”的味道。對這種來自敏感的人文學者的憂慮，樂觀的科學家總會以“技術終將解決”爲由而一笑置之。由於許多人文學者對科學技術知之不多，理解有限；甚至道聽途說，歪曲誤解，所以無法形成有效批判，很難觸動科學和技術專家的神經。這種關懷在大衆面前往往也是曲高和寡，大部分養尊處優的中上階層對此可謂無動於衷，而對水深火熱的中下階層則仿如癡人說夢一般。不過，筆者手頭的這本《美夢還是噩夢》卻很不一樣，其作者是一位專業的生物學家，對遺傳學，進化論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對遺傳工程提出的批判，無論是在技術層面，還是理論層面，及其背後支持的文化層面，都以實實在在的實證爲基礎，因此是一種具有明確預言和檢驗能力的範式轉變式的批判。這種批判就有了巨大的現實性，或者說，有了來自底層的力量。按照作者的觀點，基因工程的問題根源於科學還原論思想，具體表現爲遺傳決定論，其中包含三個基本概念：1、基因以直接和疊加的方式決定性狀（線性）；2、基因和基因組是穩定的，只是偶有隨機突變，它們原封不動地傳給後代；3、基因和基因組不能直接因環境而改變。農業生物技術很大程度上就依據這種遺傳決定論的思想，即一個基因決定一個性狀。 作者舉出大量的生物遺傳學自身的發現來駁斥這種觀點，其中之一就是芭芭拉·麥克林托克在20世紀50年代初發現的遺傳因子的“轉座”現象（遲遲未獲公認，1983年獲諾貝爾獎，凱勒關於她的研究傳記《對有機體的情感》已成爲女性主義科學史的經典）。“轉座子”是一種“流動基因組”，玉米的自發突變頻率很高正是由於轉座子在基因間跳進跳出所致。這種基因流動甚至可以打破物種屏障，在完全不同的種羣之間流動，例如一種最早在果蠅中發現的“水手”轉座子，已經轉移到包括人在內的靈長目基因組中，能引起一種神經損耗症。遺傳工程所特有的危險也正源於此。 作者把遺傳工程的危害歸結爲三個方面。一是對社會－經濟的衝擊；二是對人和動物健康的危害；三是對農業和自然生物多樣性的危害。例如，轉基因通過雜交擴散到近緣野草物種，可產生“超級野草”；通過基因水平轉移和重組，可以使抗菌素抗性標記基因傳播給消化道細菌和病原菌，產生抗各種甚至所有抗菌素的“超級病菌”；食用轉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轉基因侵入細胞導致癌症等等。 然而，這些危害完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因爲大商業利益，遺傳決定論的科學思想，以及工具主義自然觀已經密切結合在一起。遺傳決定理論爲基因專利擁有者的商業利益謀得了最大利益。當代許多一流的分子遺傳學家要麼自己擁有生物技術公司，要麼與這些公司合作，或爲其工作。遺傳工程領域已成爲一個空前商業化的科技領域，政府也日益強調這種狀況的合理性，並加以推進。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場現實世界的“科學戰爭”，遠比思想界的相對主義者和絕對主義者之間那場關於科學理解的“科學戰爭”來得猛烈。在這裏，人們正爲着生命安全和商業利益真刀真槍地戰鬥着，並且我們將以自己的生命做賭注，來親身體驗這到底是一個真實的美夢，還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柯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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