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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危重或者身患疑難雜症的患者接受診斷、治療前，醫院講明診療過程、風險和部分免責事由等，病人承諾並願意承擔後果，雙方進行公證。醫療公證這一新興現象在上海應運而生，並在衛生界和市民中引起議論。
今年１月１２日，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啓動了手術公證，迄今，已經有７位病人進行了手術公證。公證所需的２７０元由患者承擔，一旦發生醫療糾紛訴訟，公證可以直接作爲證據被法庭採信。
第一位進行公證的患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不幸患上了第８因子缺乏症，已經臥牀４年不起，每天靠點滴第８因子維持生命，腿上還有一個巨大的血腫，並日趨增大。雖然病人每天在“定時炸彈”的威脅下生存，但是醫生也好、久病成醫的患者也好，都不敢輕言動手除痼疾。直到公證後，醫生才下定決心動手術。術後一個月，病人已經能夠坐在輪椅上，由家人陪伴出外觀光。在進行公證的患者中，也有一例在術後死亡，患者家屬沒有向醫院提出異議。
除了手術公證外，瑞金醫院表示還可以將公證引入許多有較大風險的診斷、治療項目。然而，當公證所提出在醫院設立一個受理點時，醫院又表示拒絕，認爲醫療公證有前提，不宜推廣。
醫療公證書雖然只有寥寥百餘字，但是對醫生和患者均意義重大。不少市民對醫療公證表示微辭，在一家電器公司就職的陳悅小姐說：“醫院不可以這麼做，救死扶傷是醫院的責任，如果有這樣的協議，醫院就是找藉口來推脫責任。誰來保證醫院的醫德，誰來保證醫生的手術質量？”一位常年身患高血壓的患者憂心忡忡：“今後要是我不做公證，醫院就不擔風險動手術，做公證，萬一出事都不能找醫院，這可怎麼辦？”
而滬上諸多醫療機構對醫療公證表示理解：由於怕擔風險而不敢爲病人動手術，這在衛生行業是一個客觀存在，因此，一些疑難雜症和高危病人往往輾轉多地求醫不着。醫療技術的創新本身就是敢冒風險的結果，然而，高難度的手術既有可能起死回生，也有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導致病人死亡。某些病人在動手術前不知道風險、或估計不足，苦苦哀求醫生開刀，一旦發生意外，首先想到的是找醫院要錢、揍醫生泄憤。這時，醫院說病人“無理取鬧”，病人說醫生“草菅人命”，告上法庭也難辯明是非，許多醫院領導和醫生的精力牽制在和病人“打官司”上。
瑞金醫院副院長俞卓偉表示：“醫療公證是建立在平等和雙方自願的基礎上的，不是醫院故意規避或片面加重病人責任的手段。”俞卓偉羅列了醫療公證的三大好處。第一是把診療的全過程和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及意外告知病人和家屬，讓他們在充分行使“知情權”的情況下慎重考慮，有時是生死抉擇，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第二是公證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效力，使醫務人員解除心理障礙，集中精力做好準備，制定防止意外的措施，既科學又放手地去救治病人。第三，一旦發生意外，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三方進行裁決，易協調認識上的分歧。
“病人沒有自願承擔風險的精神，醫生也不會有開拓精神，因此，在一定情況下進行醫療公證未嘗不可。”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告訴記者，“醫療公證是一種告知承諾，前提是醫院一定要將病人的現狀、手術方案和手術風險等全盤、真實地告訴患者，並在公證書上有所體現。公證並不能使醫院免責，如果醫院由於操作不當或者瀆職導致醫療事故，病人或者家屬可以進行上訴。此外，公證費用必須由雙方共同支付。”（記者 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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