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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想爸爸？”
“想爸爸……”跪在貴州省貴陽市腦科醫院神經外科3病房的9號牀上，已經9歲多的張銳青嘴角流着口水，模糊地嘟囔着，笑容沒有了。這時，幾乎每個在場的人都感到了一絲窒息，心頭酸酸的。
儘管院方盡了極大的努力，迄今累計爲之付出了高達60餘萬元的治療、護理、康復、營養等費用，但無論怎樣，張銳青還是不能稱爲一個完全正常的孩子。他無法站立，語言遲滯，右半側的腦部明顯癟了下去———那是部分腦組織壞死清除的結果。爲了防止他翻到牀下，牀的四周，焊上了高高的鐵圍欄。圍欄上，拴着個玩具電子琴。
“如果父母能和他一起共同努力，青青的康復肯定會更好些。”被張銳青呼爲“蒲老師”的護士長蒲菊說。一問到他，不僅蒲，腦科醫院的醫務人員都會親切地脫口而出“青青”兩個字，就彷彿提起了自家的孩子。
沒有父母陪伴，張銳青已經在這個特殊的大家庭裏整整生活了近5年。
和所有的孩子一樣，張銳青本也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然而，1997年4月30日，這一切都戛然而止。4歲半，隨母親由省內六盤水市到貴陽親戚家玩的他，不慎頭部着地由4樓摔下，頓時血流如注，當場昏迷。
經貴陽市腦科醫院診斷，張銳青遭受的是特重型急性開放性顱腦損傷，前額凹底骨折，腦挫裂傷，硬膜下血腫，伴股骨幹骨折。當年參加搶救的醫生回憶，“整個頭部就像摔破了的西瓜，倘是成人，很難承受”。由於失血性休克，四肢無法輸液，輸血的針管只得紮在腹部。
幸好，他碰到了正在腦科醫院交流協作的北京天壇醫院腦外科專家張偉。通過兩次精心而漫長的手術，命保住了。遺憾的是，就在他康復起步的時候，一直互相埋怨個不停的父母，卻相繼悄悄離開了醫院。除了入院預交的3萬元，從此便對剛剛掙脫死神手心的兒子不管不問———院方起初也曾想方設法幾番與之交涉聯繫，全無結果。
出於人道的考慮，醫院最終拍板將沒地方“推”的張銳青留了下來。於是，神外3病房的20多個醫生、護士都成了他的“爸爸”、“媽媽”。
術後轉入病房，張銳青還處於昏迷狀態，身體僵硬。護士們拔掉他的鼻飼管，每天不厭其煩，堅持親自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灌喂麥片、牛奶等流食，並伴之肢體撫摸，以刺激其自主吞嚥和反應。
她們還買來收音機，讓他聽廣播，一遍遍對着他的耳朵輕唱兒歌……
就這樣，張銳青的身體一天天逐漸柔軟起來。3個月後，他終於睜開了眼睛，甦醒了。
1998年5月，由美籍康復專家孟恩惠女士牽頭，腦科醫院聘請並組成了一個10多人的康復小組，着手爲張銳青進行康復治療和智力開發。幾個月的時間裏，孟女士等用特製的器具和小玩具對他作爬行、上下牀等有的放矢的訓練，還時常帶他到戶外及鄰近的幼兒園活動，感受青山綠水，與正常兒童共同玩耍，康復成效十分明顯。
接下來，人們驚喜地發現，張銳青會嘟囔的歌越來越多，醫生、護士許多都能叫得出名字了……
4年多過去了，神外3病房———這個爲張銳青餵飯、換衣、洗澡、伺候大小便……誰都會爭相上前、捲起袖子就乾的羣體，相繼榮獲了“貴陽市青年文明號”和“貴州省青年文明號”稱號。
可是，不少時候，醫生、護士們仍然感到，血緣親情，是他們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替代的。偶爾一兩次，張銳青的父母也會偷偷來蜻蜓點水般看一眼孩子。之後，他一準會連續好幾天情緒低落、不言不笑。
有人說，張銳青的父母因不滿醫院沒能把孩子治療“還原”而離去，但4年多來，他們從來沒有以此爲理由堂堂正正地找過院方，或訴諸其他法律手段。
一位當地媒體的記者幾經周折與張銳青的父親取得聯繫，得到的回答是，把孩子帶回家，醫院就不負責了。他明確表示，對孩子的明天“沒有打算”。
隨着張銳青年齡的增長，一個更緊迫的問題又擺在了面前。腦科醫院院長向德芬說：“青青至今不能站立，主要原因是股骨幹骨折，訓練無法繼續深入。爲此，急需施行相關的修復手術，否則，年齡越大，效果越差，而手術需要父母的簽字，給他們講過，也沒有迴音。”
向已經決定，即便如此，爲不錯過時機，醫院也要儘快落實手術。雖然，又得一次性花費2至3萬元。
對於向和她的同事們來說，將張銳青的故事透露給社會並非所願。畢竟，醫院不是慈善機構，這樣的故事儘管令人感慨萬分，但誰也承受不起它的被再度仿效、再度“克隆”。
據瞭解，張銳青的父母在孩子摔傷後不久，便已離異。
小青青，何時能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家在哪裏？(本報記者 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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