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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投資30億美元開展了一項生命科學的“阿波羅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科學家試圖繪製出人類23條染色體上的30億個鹼基順序的圖譜，進而在此基礎上了解人類全部基因的功能。如今，新聞媒體上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令人振奮的基因研究進展的報道。這種對於分子生物學進展的連篇累牘的報道，不得不讓人們相信，DNA奧祕的破譯將解決以後所有的問題，使人類成爲基因的主人。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人的命運在出生時早已被決定，我們只是由基因製造的一臺機器？對於關注這些問題的人，美國人格蘭特·斯蒂恩著的《DNA和命運———人類行爲的天性和教養》（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提供了一個思考的窗口。在該書中，科學作家斯蒂恩彙集最新的分子生物學和行爲遺傳學的研究成果，重新審視了遺傳和環境對我們的決定作用，尤其是對我們行爲的影響，對這些關係到全人類的問題進行了嚴肅的探討。
無可否認，基因在人的生老病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人們發現了許多遺傳疾病，像心臟病、腫瘤、糖尿病和動脈粥樣硬化等都具有很大的遺傳成分。斯蒂恩在書中也指出，甚至於我們某些精神特質，例如智力、人格、脾氣、性取向、酗酒和成癮行爲也受到了基因的部分控制。但是，基因並不是故事的全部，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環境對人類命運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就拿脊柱裂這種疾病來說，一名正常婦女如果長期營養不良，缺乏葉酸，則很可能生出患脊柱裂的孩子。相反，即使脊柱裂在其家族中流行，孕婦如果在妊娠期補充維生素，生出健康孩子的可能性要更大。很顯然，形成脊椎骨的細胞蘊含着兩種發育可能，最後的命運依賴於在發育決定期是否能獲得足夠的葉酸。
基因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盤根錯節。人們在認識這種複雜現象的過程中走過不少彎路。
1990年，一羣研究者曾經宣稱找到了一條多巴胺受體A1等位基因與酗酒密切相關。這引起了科學家的極大興趣，因爲這意味着控制這個基因將大大減少酒精對人類的危害。然而，幾名科學家現在已經收回最初的聲明，絕大多數科學家都相信最初的報告是錯誤的。
另一種引起更多爭議、但沒有經得住考驗的觀點是暴力同Y染色體的關係。人們曾經普遍認爲，具額外Y染色體的“超雄”個體有暴力傾向。許多男性特徵由Y染色體上的基因編碼決定，將超額的男性特徵同暴力聯繫起來並不難理解。新聞媒體甚至稱Y染色體爲“犯罪染色體”。然而，新近有證據揭示，“超雄”個體的智力低於常人，其伴隨的暴力行爲更像是智力低下的表現，而並非是假說的男性性徵過度表達。即使是最受關注、研究也最爲深刻的智商與遺傳的關係，結論仍然是不確定的。一項曾具有廣泛統計意義的數據顯示：黑人和白人的智商相差15個點。難道這就是遺傳決定智商的有力證據嗎？斯蒂恩的分析指出，單單是兩者間社會環境的不同就足以產生這些差異。如果給黑人與白人相同的教育，排除歧視，那麼，智商的差異很可能不復存在。
圍繞着基因和人類命運的主題有許多困惑，這些困惑非科學家們能避免，更非門外人士所能承擔。研究數據不能改變，而對數據的解釋卻可以發生巨大的變化。應該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我贊同斯蒂恩的一種觀點，即作爲科學家必須極端謹慎地從已有的數據中進行推導或總結，當理論面向大衆時應該尤爲謹慎，因爲大衆不知道數據與事實之間的區別。科學家應該向同時代的人解釋科學已經進入了什麼階段，獲得了哪些新的東西。對於基因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人類命運的認識，將改變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改變我們的養育、教育、治療和人類許多事業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疾病都被說成是基因病，那麼，疾病與環境無關了嗎？爲了獲得資助或者爲了引人注目而誇下海口，使人們相信所有的問題在明天都可以解決，並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人類基因組計劃成功地植根於公衆，使人們普遍感覺到DNA判決了命運，人類的未來不可磨滅地刻寫在基因之中。發展了近一個世紀的心理學則遭遇了新的挑戰，因爲大家認爲人類的行爲是人固有的一部分，人類行爲的調節毫無希望。然而，行爲遺傳學家的數據沒有顯示基因是隻會命令的“暴君”，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輕推慢搡是它的主要工作風範。它在多數情況下力量微弱，即使有時強烈，也只是在一些負面的行爲中，例如酗酒、人格障礙。我們對它的認識將幫助我們對它進行改造。
諾貝爾獎得主杜伯克說：“人類的DNA序列是人類的真諦。”過去20年的研究迫使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承認，基因不僅影響人類的身體特性，諸如毛髮的顏色、癌症的傾向等，而且影響我們的人格、癖習和弱點。在或好或壞的消息中，我們知道了基因對人類有廣泛影響，基因大致有着“多管閒事”的稟性，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它的力量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強，還沒有發現哪一種行爲由基因獨裁。
重溫哲人雅克·莫諾的警示是有必要的：“在宇宙冷冰冰的無限空間中，任何地方都沒有規定出人類的命運和義務。王國在上，地獄在下，人類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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