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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家在實施人工流產手術前明確告知對方可以隱去真實身份使用假名的醫院的出現，其影響和意義早已超過了純粹醫療意義上的範疇。人們最感興趣的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其衍生的一系列隱性話題。
“絕對隱私”的人流手術
病人的電話在下午5點纔打入上海國賓醫療中心，而且直接找到了婦科的忻賢雲醫生。她的聲音裏帶着猶豫，在用很多語句做了鋪墊後，她才吞吞吐吐地向忻醫生詢問，是否可以在當晚做無痛人工流產手術？
此時離下班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但忻醫生仍然對她說：“我們一般建議你在白天到醫院診斷或手術，但如果你有特殊原因的話，我們也可以安排你在你所需要的任何時間進行手術。”
“我沒有別的原因，只是不希望被人看見。”病人猶豫再三，終於說出了顧慮。
“你的顧慮很正常，我理解你的想法，不過你放心，我們預約一個時間，到時候你直接到21樓來，我保證你的顧慮會完全消除。”忻醫生的保證使客人終於放下心來，她把診斷和手術時間定在了第二天上午10點。
第二天，客人準時到了位於威海路紳士大廈21樓的上海國賓醫療中心婦科門診。但在填寫病例卡上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時，她明顯遲疑了，筆在手中轉來轉去，久久沒有落下。
忻醫生馬上明白了她的心思：“我們建議你填寫真實的姓名和聯繫方式，這樣將有助於我們的聯繫，同時我們保證絕對爲這些資料保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特殊原因需要隱去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資料，我們也認可你填寫假名。”
以上的經歷對於上海國賓醫療中心婦科主任忻賢雲來說幾乎司空見慣，但作爲上海第一家在實施人工流產手術前明確告知對方可以隱去真實身份使用假名的醫院，其影響和意義早已超過了純粹醫療意義上的範疇。
隱私權第一？
“人工流產對於女性來說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手術對她來說不但是身體上的傷害，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傷害。特別是一些未婚女性，她們得知自己懷孕後，精神壓力特別大，往往會產生自責情緒，或者責怪男方，如果這個時候再給予她各種責難和壓力，她的心理將遭受更加沉重的打擊。”7月12日，剛剛做完手術的忻賢雲醫生這樣告訴記者。
據他介紹，六七十年代女性做人流手術不但需要單位證明，還必須由家長陪同，兩者缺一不可。當時這些女性往往會受到來自社會各方的指責、蔑視和刁難，甚至有些因爲無法忍受周圍巨大的壓力而走上絕路。
“作爲醫生，當懷孕已經成爲一個事實的時候，醫生所要做的是尊重對方的選擇。由人工流產引起慢性憂鬱症的情況很多，這時候女性最需要的是關懷，而不是被調查或指責。”忻賢雲解釋說。
上海國賓醫療中心婦科的田護士有30年護理經驗，在婦產科做了十多年。她告訴記者：“以前到醫院做人流要單位出具證明，有些未婚先孕的女孩不敢叫單位出證明，在醫院裏拼命求醫生，但當時衛生部門有規定，醫生無論如何也不能幫她做人流手術。唯一折衷的方法就是叫她的父母來醫院簽字，想不讓別人知道這件事幾乎不可能。而且對於未婚先孕的女孩，醫生在做手術時會一邊做一邊訓，往往使得本來就已經強忍着疼痛的女孩精神上再受到巨大的壓力。”
“我們同意來做人工流產的病人可以隱瞞真實姓名，就是最大限度保護病人的隱私權，同時，這更使她們有了更多的知情選擇權。醫院當然鼓勵她們使用真實的個人資料，這樣有助於醫院和客人之間的及時聯繫；但是如果她們因爲種種原因而對留下真實資料有所顧慮的話，我們會尊重她的隱私權。我們同意病人留假名並不是等於鼓勵大家在性方面隨便，這就好比在大學內放置安全套自動售貨機的目的並不是鼓勵性行爲一樣。”
顯然，忻賢雲有充分的理由爲這一舉動辯護。
默許和明確告知
但事情顯然沒有這麼簡單，記者隨即展開了調查。
“我們不檢查她們的身份證，一切資料以她們自己填寫在病例卡上的爲準。”7月12日，針對前來做人工流產的病人是否需要使用真實姓名一事，作爲上海最權威的婦產科醫院之一——上海市第一婦嬰醫院宣傳科彭玉敏醫生甚至覺得記者有點“大驚小怪”。
彭玉敏醫生同樣爲記者簡單回顧了人工流產在中國的歷史：多年前，到醫院做人流手術是一件需要許多繁瑣手續的事，單位證明、結婚證明一樣也不能少，同時前來做手術時還需要由家長陪同；後來手續簡單化了，只要出示個人的身份證明即可；而如今，幾乎所有的醫院都默認病人自己填寫的身份資料，真實與否醫院不會去查覈。
不再查覈身份證是主管部門統一發放的文件規定，還是各家醫院之間默許的辦事規則呢？
彭玉敏醫生說：“衛生局方面沒有統一的文件規定，不過目前各家醫院都已經默認了這種做法。好多年前我們就考慮到病人的隱私問題，因此取消了查覈身份證的做法。有些病人來，我們也知道她們是未婚先孕，但爲什麼要去追究她呢？醫院所要做的事是確保手術的安全性，其他的事不屬於醫院的管轄範圍。”
“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對病人漠不關心，如果遇到一些比較特殊的病人，比如做手術時的心態、身體素質方面比較異常，爲了確保她的安全，我們會去核實她的真實身份。”彭玉敏醫生補充道。
但針對有其他醫院明確告知病人可使用假名一事，彭玉敏醫生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我們提倡使用真實的姓名，這是我們的導向，也是我們對外宣傳的導向。因此我們不會向病人明確告知這一點。”
7月15日，記者打電話給瑞金醫院人流科，接電話的醫生告訴記者：“在社會開放程度不高的過去，去醫院做人工流產需要出示單位證明和本人身份證，瑣絮的手續和對暴露隱私的擔憂使得許多女性拋棄了正規的醫院，轉而投向一些地下診所和江湖郎中，結果不堪收拾。”
這位醫生告訴記者，現在在正規醫院做一次人工流產只需填寫一份簡單的個人信息表格並出示身份證。但是表格上所填信息的真實性並沒有人去核查，即使忘記了帶身份證，問題也不大。手續的簡化使一部分觀念還不夠開放的人可以放心地在大醫院接受安全的人流手術，而無須擔心這一純粹個人的私事爲不相干的人所知。
有30年護理經驗，在婦產科做了十多年的上海國賓醫療中心婦科的一位田姓護士告訴記者：“據我所知，前年還有醫院做人流時需要用身份證登記，但是在醫院與醫院的競爭中，這家醫院必須面對來做人流的病人越來越少的事實，所以從去年開始他們也不需要用身份證登記了。”
記者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決大部分醫院做人工流產手術時均默許病人可以使用假名，但是上海國賓醫療中心此番舉動的價值顯然在於，默許和明確告知之間存在着本質的不同。
用假名留有後患？
“我個人認爲病人對醫務人員不該講假話，而醫院方面應該對病人的資料進行嚴格的保密。我們醫院不做人流手術，在進行試管嬰兒的手術前我們要求複印病人的身份證、結婚證，這些複印件都是要留檔的。但是我們醫院有明文規定，除發生醫療糾紛需要進入司法程序時，法院可以來查病史外，其餘無論是所長還是上級單位都無權查詢病人的病史。”上海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常務副所長嚴敬明一開始就向記者亮明瞭觀點。
但他也承認，過去做人流一定要單位出證明，這有些過於嚴厲，因爲有些未婚先孕的人單位一旦知道了是要嚴肅處理的。“但我覺得也不能你想做人流手術，醫院就馬上替你做，需要適當的管理，不能放縱。因爲人流對於身體還是有影響的，比如到我們醫院來看輸卵管堵塞的病人其中52%做過人流手術。”
上海國賓醫療中心總經理周雅芳告訴記者：“到我們這裏來做人工流產時使用假名的一般分兩種情況：一類是結過婚的人，她們的想法是以後的生活與這次手術從此不相干了；另外一類是未婚的，她們希望生活有個新的開始，不要再有舊的陰影。”
但是如果使用假名，一旦發生意外醫療事故如何處理？
“對於不肯留聯繫方式的客人，我們要求她務必第二天打反饋電話到醫院，這是對她自己負責。至今爲止，我們沒有收到過任何投訴，這也說明手術是成功的，不存在回訪問題。當然我們不問客人姓名並不表示我們對她不負責任，護士會把人流的危害性告訴她，並會強調多次流產會引起不孕或習慣性流產的惡果。”
對於同一疑問，上海市第一婦嬰醫院宣傳科彭玉敏醫生表示：“我們提倡病人使用真實的姓名，正是爲了更好的幫助醫院和病人之間及時取得聯繫，這是對她負責。如果她覺得這種方式不好，要用假名，這是她的事，如果出了什麼問題，責任也在她的身上，一切後果應由她承擔。”
上海市衛生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記者：“對於做人流手術前不出示身份證或留代名的情況，衛生局方面沒有下達過正式的文件，不過這種情況是被默許的，不會被追究責任。如果一定要求病人使用真實資料的話，可能會引起兩種後果：一是病人不敢到醫院來了，於是拖到無法再人流爲止；二是有些人便去找無證的地下診所做人流手術，危險更大。既然現狀如此，不如網開一面，讓病人得到及時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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