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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中國問題建立在這樣一個構架下:疫情數字建立在經驗基礎上，公共政策建立在經驗產生的數字上
排序
中國艾滋病有地域性特徵，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中國顧問夏國美將此描述爲:西部以吸毒共用注射針頭感染爲主，中部以非法採集血漿感染爲主。
這個判斷顯然得到事實支持，在中秋節前兩天，重慶市衛生局召開2002年重慶市/聯合國兒基會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暨重慶市人民政府2002年防治艾滋病協調工作會議，引人注目的是會上公佈的一系列數字:截至今年6月31日，重慶市16個區縣共報告艾滋病毒感染者129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例，死亡9例。
當地媒體以《艾滋病發病高峯逼近重慶》爲標題報道這組數據，將人們的關注放大之處在於，文中提及關於艾滋病排序的說法:重慶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排位在西部地區佔第5位，在全國佔第22位。稍加推算，則能直接得出類似“艾滋病發病高峯逼近中國”的推論。
幾乎在去年同一時間，重慶市公佈的相應排名是“在西部地區佔第5位，在全國佔第23位”，情況正變得愈來愈糟。前景集團中國社會市場營銷項目負責人王振修說，他們在中國參與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在衛生部的指導下，這一項目是目前國內性病/艾滋病領域最大的政府雙邊項目。提起重慶，王振修的感慨是非常遺憾，因爲他們將開展的安全套社會市場營銷項目選在雲南和四川進行，將重慶市漏掉了。“那時我們覺得重慶市的艾滋病情況從表面上看還不是很嚴重，現在看來，這有失誤之處。”
選擇雲南和四川的理由是，連續幾年來，這兩省的艾滋病疫情排名在前。2000年廣東省衛生廳公佈說，“廣東省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人數現已躍居全國第4，僅次於雲南、新疆和廣西”，而排在廣東之後的就是四川。聯合國兒基會駐北京高級項目官員葉雷指出，雲南是中國艾滋病的第一個爆發區，而且情況到現在爲止仍然比較嚴重。
這幾個排名前五位的省份位置相對穩定，從毒品入手，它們居高不下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記者去年夏天幾次到四川、重慶採訪，“珍愛生命，遠離毒品”一類的標語從偏僻的小鎮到大中城市隨處可見，當地公安機關官員解釋說，毒品從雲南過境，四川是必經通道。毒品直接連帶着共用注射器，導致艾滋病傳播。重慶市衛生局官員說，艾滋病疫情在重慶大幅度上升的標誌點是1998年，到了1999年，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總數就是前6年總和，共有15例。到了2001年，這個數字幾乎翻了一番，變成29例。今年僅1～6月，報告數就已經是48例，“從全市建立的艾滋病哨點監測資料表明，艾滋病在一些高危人羣特別是吸毒人羣中傳播呈急劇上升趨勢”。“艾滋病病毒傳播的三種途徑的感染者在重慶均已發現，經吸毒途徑感染艾滋病毒者佔75.7%”。
夏國美去年到到西南地區做調查，她說她的發現很令人吃驚:“過去我們都說是有錢人吸毒，但我深入調查時發現，現在的吸毒者都是窮人，是大量的貧困農民。毒販用金錢來引誘他們吸毒，最終培養成爲他們販毒網絡的一分子。”
夏國美總結說，在中國，艾滋病更多和社會結構性的貧困聯繫在一起，比如因貧困而賣血，因貧困而賣淫，因貧困而被毒品販子利用。“在四川，因爲到河南賣血而得了艾滋病的人也有很多。我問這些農民，爲什麼要跑到河南去賣，他們說，四川賣血還要檢查，河南就不用。而這些農民大多都有丙型肝炎，患上丙型肝炎的原因是，更早時他們參加正常的採血、輸血被感染。”衛生部官員說，流行病學資料顯示，最近幾年在我國部分地區艾滋病疫情上升，與20世紀90年代初個別省份的部分地區違反規定和操作規程採集人體血漿用於製造生物製品有關。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毛壽龍的博士生王巧玲作過一篇論文《中國血液安全問題的制度分析》，她說，在西方國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觸是HIV的兩大主要傳播途徑，但中國還多了一種:非法採血。河南、安徽、北京、上海也是報告感染人數較多的省份。一些學者就此指出，以吸毒爲主的艾滋病感染者的傳播途徑正在向以性亂爲主的傳播途徑過渡，在重慶，“到2001年底，全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數4萬餘人，近年來每年抓獲的賣淫嫖娼人員約上萬人左右，此外每年還有幾百萬的流動人口，是傳播艾滋病潛在的危險因素”。而艾滋病一旦以性亂爲主，將迅速蔓延，成爲社會災難。夏國美說，吸毒可以控制，只要政府做大量的注射器方面工作，只要有避免的意願，一般就可以避免;血液傳播也是同理;而最難控制的就是性途徑。
數字
“百分之百的數字”，湖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長陳曦向記者解釋艾滋病疫情報告數字的得來時，這樣強調這些數字“沒有假”。
陳曦說疫情報告數字得來有四個途徑，首先是醫院裏的醫生們在治療過程中，會發現一些病人總也治不好，將這些可能的艾滋病患者送到陳曦所在的同類部門進行確診。按《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艾滋病和傳染速度快的霍亂、鼠疫一起被列爲城市必須6小時上報、農村必須12小時上報的三種傳染病之一。“按理艾滋病沒有那麼急，主要考慮的是艾滋病影響大”。
第二種途徑是通過國家級艾滋病監測哨點。對性傳播疾病門診就診者、暗娼、吸毒者、長途卡車司機和孕婦五類人羣監測的國家級哨點在2002年4月時總數爲158個，包括新增設的男同性戀者監測哨點1個。
僅依靠醫生報告，存在大量漏診與誤診，陳曦說，一般共識是，臨牀報一個漏十個，而在中國，這個比例會更多。監測方式是在固定時間，比如上半年、下半年對固定人羣抽樣調查，“每個點一般400人左右”。比如對孕婦的監測就可以得出由母嬰傳播途徑的數字——孕婦代表着健康人羣，這樣的數字有指針意義，說明艾滋病已經傳染到了普通人羣。
另一個途徑是普查，進行一種專題性調查，“比如要評價性健康教育而進行的調查”。最後一個途徑是患者自己檢查。這樣“百分之百的數字”——中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去年是3萬例左右，陳曦印象中，今年上半年新增了8000例左右。
無論是3萬還是3.8萬，都只說明這些人確確實實有艾滋病，但不能說明全中國有多少艾滋病感染者。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將這個數字得來的過程推衍了一下:假設該地艾滋病侵襲的主要人羣是吸毒者，那麼當地艾滋病感染數主要就由吸毒人數爲基數算起，不過，“誰都不好說到底有多少人在吸毒”。數字是從各地方報上來的吸毒人數爲準的;再根據經驗，報上一個吸毒的可能會漏掉五個，按照一定的感染率再乘以漏掉的機率——這些都是建立在以經驗爲基礎的估計上，就會得出總數。
衛生部在今年4月份公佈“2002年全國重點傳染病疫情預測報告”時宣佈，截至去年底中國全國累計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是“約85萬例”。不久，聯合國相關機構宣佈的數字爲“約100萬例”，有些觀點則認爲100萬例也是保守估計。
夏國美對根據各地上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數字搞的排名毫無興趣，她認爲這些數字“沒有特別的意義”——“中國很多人死了都不知道是死於艾滋病，他們的死因經常寫成肺炎一類的病症。在上海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陳曦說，去年他曾主動去搞過一次普查，今年卻沒搞，因爲普查需要錢。去年他們對8000人的調查政府給了8萬元，而今年沒有這個費用，也就沒去普查。各省幾乎都是一樣的狀況，“坐在家裏等待確認”，沒有做全面綜合的社會分析。另一個沒有費用而泡湯的計劃是，針對艾滋病數字的準確性問題，陳曦因爲1995年在泰國做過吸毒人數統計，所以想在湖南推廣在泰國比較認可的“捕獲再捕獲”的方法，這也是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比較推崇的方式，“有一定的說服力”。陳曦認爲，統計學上的方法應該運用到艾滋病數字確定上來。
而王巧玲深有感觸的是，有關艾滋病數字在中國的“敏感”。她說她在做血液安全問題論文時，特意選擇自己的家鄉做調查，還找到了同學幫忙。結果相關負責人很直截了當地說，能提供的數字都只能是可以對外公佈的數據。這給她的調查帶來極大困難，很多一手材料的獲得只能靠祕密途徑，“有關具體數字和報告在各地監測艾滋病流行情況的防疫部門和他們的上級領導那裏變成一道非常複雜的難題，幾年間急劇上升的有關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數字成了一隻燙手的山芋”。王巧玲說，在此問題上，人民的知情權被完全剝奪。
毛壽龍強調數字在中國對行政官員的特殊意義，比如一個地方的GDP數字、計劃生育數字都直接表示行政官員的政績——當然，現在這些數字變成了城市面貌。另一些數字與負面相關，比如上訪人數、艾滋病人數。陳曦也說，對於高危人羣的具體數量，其實很多單位都不願意查。他記得與此相關的一個例子:2000年他在廣東開一個有關毒品問題的會，結果雲南方面報的數字是當年他們的吸毒人數4萬人，而在1990年，人數是5萬人。陳曦說他不明白這一萬人都到哪兒去了，是吸毒或得艾滋病在十年中都死去了，還是都去其他地方了？後來有人指點他:誰老實報數字，報得離真實情況愈近，顯得工作做得愈不好。
在重慶市衛生局相關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建立在“經驗”上的數字對政府工作的影響。在總結重慶市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存在主要問題和困難時，有這樣的字樣:“認識不到位致使工作不到位是目前我們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最大障礙……這種出於怕影響經濟發展、怕影響社會安定的好心，不主張宣傳艾滋病防治工作，不爲防治工作人員開展艾滋病的宣傳教育和干預工作創造條件，甚至阻止他們去調查瞭解情況，反映實際存在的問題，隱瞞或延緩疫情上報……”
聯合國的一個工作組在今年6月底公佈一份評估報告，稱艾滋病流行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危險”，呼籲中國進一步加強政府在艾滋病控制領域的職能，投入更多財力人力，喚醒公衆的防病意識，消除歧視。有學者指出，發表在中國官方網站上的這段話在《紐約時報》上則變成這樣語氣十分嚴厲的措詞:聯合國公開批評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在中國的迅速傳播負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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