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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末，當艾滋病剛剛爲人們認識時，我們曾經談艾色變。
一個記者談起了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毒的情景，她是用弓箭步，一種隨時準備逃跑的姿態靠近那個顯微鏡的，儘管那堆死去的病毒靜靜地躺在那兒不動。
現在，時間已過十幾年，中國已經有了上百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談艾色變。此時，社會的寬容度已遠非十幾年前可比，但對於艾滋病人，這個寬容度幾乎沒有太大的鬆動。
在與媒體的艾滋病主題座談會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官員問記者們：“你們能接受一個艾滋病人面對你們講話嗎？”
記者們點頭，這太正常不過了。
官員繼續發問：“一個艾滋病人坐在你同桌吃飯，住在你隔壁，或者與你一起工作，你們會是什麼反應？”
官員根本沒期望記者們會有什麼回答，舉出類似葉公好龍的一個例子。前不久，在北京一個專門爲艾滋病所舉辦的研討會上，幾個艾滋病人也在被邀之列。病人們上臺去講話，講完了，艾滋病專業人員都巴望着病人們趕快走人，因爲吃飯的時間快到了，他們不能忍受與病人們同桌進餐。
會議是在離城一個多小時車程的郊區舉行，艾滋病人們餓着肚子，離開了會場。
據衛生部門公佈，截至2001年底，我國累計報告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3萬多人；但估計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實際人數已過百萬，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巨大差距，最大的原因只有一個——歧視。如果暴露了自己的艾滋病毒攜帶者身份，感染者或者病人將可能喪失所有的一切，遭到社會的冷遇。這一遭遇同樣有數字可以表現：公開自己身份後，只有7.14%的人得到了周圍人的關心，卻有28.56%的人遭到嫌棄，64.3%的人遭到周圍人的遠離。
最發自內心的歧視甚至表現在同情中。一些媒體報道中提到因輸血感染的部分艾滋病人，稱他們是“無辜的感染者”，這一被聯合國官員稱爲具有歧視性的稱呼，源自媒體認爲此類艾滋病人得病渠道尚屬“光明”，所以值得去施予同情。
也曾有人對中國艾滋病防治專家曾毅說：“艾滋病也有好處啊，把吸毒賣淫的壞人一掃而光了。”
曾毅喟嘆，難道吸毒賣淫感染了艾滋病，就是罪有應得？就必須受到羞辱？
爲消除人們對艾滋病人的偏見，曾毅想過各種辦法，包括請知名的歌星與他們同去看望艾滋病人。歌星很有愛心，與病人握手，並將病人緊緊地摟住。這時，曾毅看到，止不住的淚水從病人的眼裏洶涌而出。“哪裏有人來看他們啊，這個行動太讓他們感動了。”
在11月28日舉行的與媒介的座談會上，剛剛從河南趕回來的曾毅描述了他在河南看到的情景：由於當地的宣傳工作出色，得艾滋病在百姓們心裏已不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甚至出現了冒牌的艾滋病人，想爭取得到艾滋病人家屬所專有的孩子上學、看病優惠等照顧；排隊領藥的艾滋病人們不見愁容。這種對病人相對理解的態度，似乎與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下面的一番話相合：“在對待艾滋病的問題上，我們不能進行道德評判，也不能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現實，更不能羞辱感染者，把責任全部歸咎於他們。“
因爲對艾滋病人的歧視是全球性的。故而在即將到來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前，今年的主題被定爲“相互關愛，共享生命”。艾滋病日的招貼畫，畫了一羣佩帶着象徵艾滋病的紅絲帶的青蛙，在許多綠色的青蛙中，點綴着幾個藍色、橙色的“另類”青蛙，所有顏色的青蛙都凝視着一個方向——儘管沒有說明，但人們會看明白：讓艾滋病人在我們中間平靜地生活下去吧，艾滋病人是人類的一部分，艾滋病則是人類的敵人，讓我們同仇敵愾，共對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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