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大連女艾滋病患者被父親打死的事件被許多媒體廣泛報道。廣為流傳的『版本』是說一名叫傅善友的老漢因為女兒傅紅(化名)當坐臺小姐患上了艾滋病，害怕受鄙夷和厭惡，殺死了女兒。媒體上刊登的文章頗具現場感：2002年11月25日15時30分左右，大連市中山區的一棟居民樓裡，一個老漢低吼一聲，猛地扔掉手中的酒盅，抓起家中的絞肉機向熟睡中的女兒狠狠砸去。在被害人身邊，這個老漢像發了瘋一般地用板凳砸著自己的頭，邊砸邊喊：『我實在受不了，打死她我也不想活了！』趕到現場的公安乾警衝上去奪下老漢手中的板凳，這時發現，躺在地上的被害人是個20多歲的女孩，她臉色慘白，骨瘦如柴。經過檢查，女孩已當場死亡。
死者名叫傅紅(化名)，殺死她並想自殺的就是她的親生父親傅善友。傅老漢殺女兒的理由就是因為女兒當坐臺小姐，患上了艾滋病。
看了這篇報道，人們很容易認為這是一起登峰造極的歧視艾滋病人的事件！面對艾滋病，患者的親生父親可以不顧舔犢之情，對女兒下毒手！中國艾滋病人的生存境遇，真的到了連父母都不能接納的地步了嗎？
針對事件的真偽，本報記者日前展開調查，采訪了傅紅曾經住院治療過的北京佑安醫院、大連第六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以及傅紅的母親，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本文將獨家披露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
事實上，談到艾滋病就是必然的鄙夷和厭惡，就是必然的仇視，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在影響著一些傳媒對事件的正確認知。而基於公眾的一些傳統觀念，進行迎合、炒作，不僅無助於使整個社會形成關心艾滋病人，加強預防保健的健康氛圍，反而在客觀上會讓人們對艾滋病產生更大的恐慌。
12月21日，記者見到北京佑安醫院專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愛心家園的護士隋雪英。談及傅紅事件的報道，隋雪英說她們病房的醫護人員都感覺到報道不可信。隋護士說今年9月22日到10月8日，傅紅就在愛心家園住院，醫護人員親眼看到，傅紅的父親傅善友是怎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女兒的。
隋雪英是1996年來到愛心家園的，在這裡工作了6年了，與不少的患者處成了好朋友。隋雪英每次去病房給傅紅換藥，都要與她聊一些病以外的事情，一些女人們的話題。由於按規定她要戴口罩，所以傅紅常說，大姐你的眼睛真漂亮，我真想有一雙你這樣的眼睛。隋雪英也會笑著說，等你病好了，就照著我的眼睛做個整容吧。但是，醫護人員都知道，傅紅的病恐怕好不了了，她是艾滋病導致的腹部惡性腫瘤，並已到晚期。
隋雪英說，傅善友的家庭是非常不幸的，傅紅是他的二女兒，大女兒因為一些不順心的事情患了抑郁癥，進而發展成精神分裂癥，時刻要有人守著。傅紅是全家的希望，沒想到又患上了艾滋病。
傅紅來愛心家園住院時，正好是隋雪英的班。隋雪英說：『聽說來了個新病人，我到屋子裡一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蒼白消瘦，過了體重，只有30多公斤，1米65左右的個子，人長得非常漂亮，大眼睛。但是她看我的眼神很復雜，既有希望、又有距離、還有點怕，好像在揣摩我。問她的情況，她說自己腹瀉、肚子疼、吃不下飯，當時沒太在意，因為腹瀉是會引起肚子疼的，很快就輸上液了。她行動不便，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讓她父親來，實在是有點不方便。我就問傅紅家裡還有些什麼人，她說還有媽媽和姐姐，我說為什麼不讓媽媽來，傅紅沒言聲，後來纔知道她姐姐有精神疾病，也需要人照顧。』
傅善友對女兒的態度護士們都看在眼裡。女兒吃飯，他要一勺一勺地喂，女兒體溫稍微有點昇高，老漢就急得找大夫，讓用藥。護士們就勸他不要急，要一步一步來，傅善友就會說，孩子的病長在她身上，疼在我心裡，我能不著急嗎？
在以後的治療中，大夫發現傅紅的腹痛不是一般的腹痛，她的腹部恥骨上方有一個硬鼓鼓的包塊。經過各種檢查，特別是腹部穿刺後，就順著穿刺的針眼形成了一個竇道，往外流淌像果醬那種顏色的膿汁，那種惡臭帶上幾層口罩都能聞到，護士就給傅紅往外擠膿，她疼得大叫。她父親就在門外等著，來回地走，臉上老淚縱橫，在門外一邊勸女兒忍一忍，又求護士動作輕一點。
傅紅的病房就兩張床位，父親住在裡面伺候她，女兒基本上是臥床，傅善友給女兒端屎倒尿，有時，護士說我們來吧，老漢都謝絕了，他是不放心別人。他的一個很細微的動作，隋雪英現在說起來還是唏噓不已：『每次輸完液，拔掉針頭後，傅善友都要輕輕地把女兒挽起的袖子放下來，蓋住傷口，好像怕著涼似的……』
傅紅在愛心家園住院16天，傅善友一直在伺候女兒，醫護人員沒有聽到傅善友埋怨過女兒一句，就是有一天，隋雪英進傅紅的病房，聞到了酒味兒，原來傅善友在喝酒呢。隋雪英忙對他說，病房裡不能喝酒。傅紅還說，我爸就這點愛好了，大姐您就通融通融吧。傅善友忙說，不喝了不喝了，聽大夫的。
後來，傅家考慮到費用等問題，決定出院，轉到老家大連的醫院，這樣方便一些。為此，傅善友又讓老伴來伺候女兒，他回家做准備工作去了。
隋雪英說，在傅紅母親伺候的日子裡，傅紅常埋怨母親沒有父親伺候得好，心不細什麼的，有時護士還得去勸傅紅。傅紅的母親也從沒有對女兒說過什麼重話，只是經常一個人躲在角落裡抹眼淚。
10月8日，傅紅坐了一輛家裡在北京花3000元僱的小車回家了。走的時候，還是隋雪英送的他們。
傅紅回到大連後，就住進了大連市第六人民醫院，金德壟是她的主治醫生。談及傅紅事件，這位說話慢悠悠的金大夫語氣很重、很急促地表達了他對一些媒體報道的異議。他介紹，那時，傅紅已經瘦成了一把骨頭，到了癌癥晚期，生命以分計。長期臥床和疼痛，使她經常發出尖利的慘叫，經常無端地發脾氣。沒幾天，就出院了。家裡人也都做好了准備，等待最後的時刻。11月18日，金德壟還帶人去傅家家訪了一次，傅紅見到金大夫很高興。金德壟說，傅紅家的情況只需用四個字形容就夠了———家徒四壁。在與傅紅父母交談的過程中，金德壟能感到這兩位憔悴的老人對生活的絕望和無奈，他還慢聲細語地勸了半天。沒想到一周後，就出現了這樣的慘事。
12月22日，記者撥通了傅紅家的電話。傅紅的母親在電話裡哭訴了事情的經過：『從北京回來後，老傅就有點不對頭，連續失眠六個晚上，看人的眼光是直直的，有時盯著窗外一看就是好半天。兩個孩子在家裡，都要我們管，我好多天沒睡一個完整的覺了，傅紅那裡一刻也離不了，接屎接尿，喂水喂飯，閑不下來。25號那天，是他開餉的日子，他領了退休工資回到家，說是累壞了，歇了好半天。我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倒在床上睡著了，我真不該睡呀，不然不會出這事的，等我聽到傅紅的叫聲，跑過去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老傅亂碰亂撞要自殺，說活不下去了。我一邊攔他，一邊叫鄰居報警。』
『老傅最疼的就是二丫頭了，當成自己的命。為了給她治病，家裡已經花了快10萬塊錢了，我是胃癌，做了手術沒多久，要不是還有大女兒需要照顧，我真的不想活了。報紙上說老傅是喝了酒以後乾的，他那天沒喝酒，家裡沒一點酒味。以前我不知道啥是艾滋病，女兒得了這病後纔知道，可是大夫說已經轉成腫瘤了，看孩子病成那樣子，我們恨不得能替了她的痛，天地良心，怎麼會歧視她呢？』傅紅的媽媽還說，她懷疑傅善友是精神方面出了問題，經過申請，可能是在12月25日作精神病的鑒定。
傅善友殺女兒肯定已經構成犯罪———如果經鑒定他沒有精神疾病的話。但是，從對傅善友殺人動機的報道來看，有些媒體的確有些草率、過於簡單。
隋雪英護士直言不諱地談了她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從她親眼看到的傅家父女情感，一些媒體簡單把事件的起因歸結於因遭受歧視而打死了女兒，過於片面了。『如果真像媒體上報道的那樣，因為女兒得了艾滋病，傅善友就把她殺了，那她為什麼在北京這樣體貼入微地伺候傅紅呢？傅紅是什麼病，父母早就知道。其實，事情起因後果遠非那麼直接。我們想一想，大女兒得的是精神疾病，二女兒又患了腫瘤這樣的不治之癥，家裡就這兩個孩子，作為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傅紅在我們這裡就下了幾次病危通知，由抱著一絲希望去治療，到最後財力衰竭，走向絕望、崩潰，這是一個很復雜、很漫長、很痛苦的過程。這是一起因為貧病交加而絕望導致的流血事件。如果非要往艾滋病上靠，我們就覺得牽強。』
談及媒體應當如何報道艾滋病的問題，金德壟大夫直言不諱：『媒體確實應當反思，包括貴陽的那個艾滋女結婚的報道。對那個女青年采取跟蹤追擊、圍追堵截、狂轟濫炸的追明星的方法，把她的痛苦反復把玩，這能叫關愛嗎？這一次，又把大連這個女孩子這樣炒作，這種報道太主觀、太片面了，這會給讀者造成誤導的，會造成恐慌的。我看現在有的媒體報道艾滋病的出發點，主要是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理。』
隋雪英說：『我在愛心家園工作了6年，每年12月1日，都有記者來我們這裡采訪。可是每年提的問題都不外乎：你怕不怕？你是怎樣說服愛人同意的？而且都對患者的感染渠道很感興趣。每年都是這幾個問題，我都有點煩了。其實，對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顆平常心，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可憐，而是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來對待他們就行了。要知道，在目前的醫療條件下，艾滋病是無法治愈的，但是可以預防、可以控制，宣傳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們在宣傳的時候，應該講藝術性，更應該講人文關懷，千萬別再聽風就是雨，盲目炒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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