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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不寬敞的街道兩邊，全是小攤販———這個城市的很多居民區裡，都有這樣的佔道經營菜市———住在附近的，多是收入不高的『乾居民』(在貴陽話裡，『乾居民』指的是有城市戶口、但沒有固定職業和穩定收入者)。
葛岳琴(化名)和阿明的新房，就在這片居民區的一幢舊單元樓裡。
這是一套一室一廳的舊房子，因為是在一樓，陽臺上還裝著亮晃晃的鋁合金窗。門上沒貼喜字。敲門進去，外屋空蕩蕩的，角落裡堆放著紙箱、木板之類的雜物，屋裡的地磚是新近纔鋪好的，牆壁裡埋了暗線，封上一層水泥，顯得很刺眼，天花板上稀稀落落地甩著長短不齊的幾根電線頭。
『沒得錢了，房子只能裝成這個樣子。』葛岳琴解釋說，『裝修總共花了四五千塊錢，有兩三千塊錢是我跟老四(指阿明)以前的積蓄，剩下的一部分是別人捐獻的。開始我們還以為，去北京開那個會，能贊助我們一點錢，結果都沒得兌現，搞到現在，欠了做活路的人一屁股工錢，三天兩頭就有人上門討債。』
葛岳琴所說的『那個會』，指的是11月28日在京召開的中華預防醫學會組織的艾滋病宣傳教育研討會，媒體大肆炒作的『頤和園完婚』，也是在同一天。
依照北京某報的說法，11月28日對於葛岳琴和阿明來說『是個好日子』，這一天，他們在頤和園裡穿上仿古衣裝拍照，接受了記者送上的九朵玫瑰花，『兩人的笑臉在這一刻永遠定格』。
按事前的安排，葛岳琴應該出現在當天的會場上並作發言，婚期則定在很有紀念意義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曾隨兩人去北京采訪的一位記者透露，開會前一天晚上，會議主辦方突然通知葛岳琴，讓她第二天不要去會場，也不用再參加會議了，因為，『你們倆的事媒體炒得太熱，你們去，可能會衝淡會議的主題』。
『在北京的那幾天，隨便買一張報紙，上面都能找到關於「艾滋女」結婚的報道，鋪天蓋地。』這位記者說。
在公眾的窺視中作秀，這也許並不是葛岳琴和阿明預想中的婚禮。
這樣的作秀，之前還有過一次。『連我媽都覺得奇怪，人一輩子就結這麼一次婚，我們不是說要辦得有多好，起碼也要有個樣子。我和老四登記那天，那些記者拿彩條往天花板上一拉，把我跟老四(阿明)拖到床上坐好，拍了照片就發表在報紙上，這個算什麼結婚儀式嘛。我們本來只是想借開會到北京旅行結婚，(貴陽市的)衛生部門本來不讓記者跟著去，(媒體)炒作得太那個了，正面的反面的都在亂寫。現在搞成這個樣子，他們(指記者)拍的那些照片都沒有給我們一張。』葛岳琴說。
和倉促裝修的新房一樣，葛岳琴與阿明的婚禮看上去更像是一場草草收場的鬧劇，以至於登記結婚究竟是在哪一天她都記不清楚了。
阿明從空空如也的衣櫃裡拿出結婚證來，上面的日期是『11月22日』。
這個消瘦的男子又坐回床沿上看電視，沈默著。
阿明的身體不好，他長期患有胸膜炎，去北京之前開始發低燒，至今未退。阿明說，『從北京坐火車回來，路上可能著涼了，身上一直覺得不舒服。』
『從北京回來以後，一切都不太一樣了。』阿明在此之前是出租車司機，他沒有承包固定的車輛，主要是給別人代班，『一個月下來，能拿到一兩千塊錢。從北京回來後的這半個多月，根本就沒得人call我，出不了車就沒有收入。這也怪不得別個，朋友曉得以後忌諱嘛。』
當地的一家電視臺曾經播出過一期節目，其中有幾秒鍾的鏡頭沒有用馬賽克遮住兩人的臉部，而有兩家外地報紙甚至刊載了很清晰的正面照片。
現在有不少人已經能認出他倆了。葛岳琴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她到商場試衣，遭到營業員的拒絕，理由是，『你穿過的衣服，我們還能賣給哪個？』
在阿明說話時，葛岳琴拿起放在梳妝臺上的一包蛋糕，一塊接一塊地吃著。已近午時，他們還沒有吃東西，外屋的電爐上燒了一鍋水，家裡還有些面條，葛岳琴拉開一個櫃子，裡面放著幾袋面包，『我們兩個一天就吃兩餐，有時候只吃一餐。這些吃的東西，都是家裡人拿來的，還有那些鍋碗瓢盆，是老婆婆(指阿明的母親)給的。』
『街坊鄰居看到報紙上登出來的照片，都知道了。他們當面不講，暗地裡那些話都傳遍了，反正從眼神中我能看得出來。我們兩個現在連門都很少出，就呆在家裡面看電視。有時候看看書。』葛岳琴說，自己正在讀的一本書是《最後的宣戰》，『這本書也是記者送的，作者也得了艾滋病。』
葛岳琴開始磕磕絆絆地背誦起書上那些感動她的文字來：『如果有一天我受傷了，找到醫院，我會很平靜地告訴醫生，我是一個艾滋病人……』頓了一下，葛岳琴更正說，『……是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醫生也會很平靜地看著我。』
對於自己所面臨的麻煩，葛岳琴還算比較『平靜』。『在北京，醫生給我檢查過，他說我這個病的指數不高，照這個樣子還能活到五六十歲，跟正常人也沒有哪樣區別。』
這種『平靜』或許還體現在小兩口對未來的打算上。葛岳琴的想法是，『老四還有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我們想拿它來找銀行抵押，貸一兩萬塊錢，開個音像店。我們以前做過這一行，手頭還有點存貨。』
阿明的三哥隔三岔五會來新房看一看，據他說，現在親戚朋友都知道這件事，『已經不和老四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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