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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武漢同濟醫院對外宣佈，已按照衛生部腦死亡起草小組的最新標準，宣佈患者毛金生死亡。據悉，這是我國正式認定的首例腦死亡。同時，同濟醫院在該患者逝世一個多月後，公佈了他在醫院搶救和接受“腦死亡”診斷全過程的錄像資料。
2月23日，患者毛金生因腦幹出血送進同濟醫院。雖經多方救治，仍深度昏迷，無自主呼吸，不過心跳還維持。徵得家屬同意，醫院嚴格按照國際通行的腦死亡標準和我國衛生部《腦死亡判定標準(第三稿)》，對他進行了3次腦死亡診斷，結果均爲死亡。
毛先生的親屬和子女，在瞭解了腦死亡的真正涵義後，鄭重在放棄治療協議書上簽字。2月25日23時05分，幫助毛先生維持了30多個小時呼吸的呼吸機被拆除。21分鐘後他的心臟也停止了跳動。
作爲我國嚴格按照衛生部頒佈的《腦死亡判定標準(第三稿)》診斷的第一人，毛金生的診斷過程及整個錄像資料，爲我國腦死亡觀念的更新和立法的推動，將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物檔案
張蘇明
1952年生，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常務委員。
1991年至1994年，留學美國明尼蘇達醫學院神經病學專業，長年從事腦血管病研究，是我國推進“腦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
4月10日，武漢同濟醫院對外公佈了我國第一例“腦死亡”病例的完整錄像資料後，張蘇明教授每天接到的記者電話不計其數，用他自己的話說“感到害怕了”。但是，作爲積極推動我國“腦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他與他的同事們在作出全國首例“腦死亡”判定時，並沒有感到膽怯。他說，這件事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是因爲它挑戰了我們幾千來固守的“心死亡”的死亡判斷標準，挑戰了中國人的傳統倫理觀念。
前日，記者在武漢採訪了張蘇明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了兩種死亡觀的正面交鋒。
推遲了一個多月公佈
我們把這件事當成科學事業做，而不是把它當成新聞事件
記者(以下簡稱“記”)：實際上毛金生老先生早在2月25日就被診斷爲“腦死亡”，並放棄了治療，但直到4月10日，同濟醫院纔對外公佈這件事，推遲了一個多月，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張蘇明(以下簡稱“張”)：首先我們要做好認定工作，資料需要彙總，因爲我們是在把這件事當成科學事業做，而從開始就不是把它當成新聞事件；再就是病人家屬一時還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他們的親人剛剛過世，悲痛萬分，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就宣佈，是有悖常理的，我們要尊重家屬的意見，做好家屬的安撫工作，再有就是，在我們醫院做全程性記錄的同時，當時參與監視全過程的記錄者之一的中央電視臺，他們製作節目需要時間。只有各方面的條件都成熟了，我們才能對外公佈。
第一個“吃螃蟹”
認定腦死亡勢在必行。蓋子總是要揭開的，早揭開總比晚揭開好
記：在毛先生之前，上海、南京也出現過腦死亡的案例，爲什麼只有武漢同濟醫院敢於作出稱之爲“全國第一例”的腦死亡診斷，同濟醫院爲什麼敢於吃這個螃蟹？
張：敢這樣做，首先是因爲醫院領導的重視，認定腦死亡勢在必行，應該推動立法的進程，如果長期拖下去，可能就長期得不到法律的認同，得不到社會的重視。在一年多之前，我們就組織了一個關於腦死亡問題的協作工作組，由我們醫院各重要科室的醫生組成，這次的第一例案例就是在這個協作工作組的領導下執行的。
記：在我國，腦死亡還沒有立法，應該說同濟醫院的這次診斷是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條件下進行的，您認爲這是在冒險嗎？
張：我不認爲這是在冒險，即便這需要承擔一定風險，但這種承擔是有必要的，因爲我們國家的科學界、醫務界其實長期以來都認識到腦死亡的意義，但好象誰都不願意去挑這個頭，但這個事情總是要有人去做的，蓋子總是要揭開的，早揭開總比晚揭開好。
多做了一次腦死亡測試
第三次是當着死者衆多親人的面做的，希望他們能理解“腦死亡”的概念
記：按照國際慣例，一般腦死亡的測試只需兩次，但這次你們做了3次，這是爲什麼？
張：我們按照醫學上的臨牀判定檢測標準做了兩次，第三次則是當着毛先生衆多親人的面做的，希望他們實際看到，能接受這個死亡的事實，理解“腦死亡”的概念。
記：現在毛先生的家人遇到了來自社會比較大的壓力，對這件事，您如何評價？
張：我認爲這是不公平的，我相信佔主流的輿論是支持醫學向前發展的，有個別不好聽的非議可能還是基於傳統觀念，舊觀點。
記：當時對毛先生的3次測試，您都在現場。當第3次測試結束的時候，您對確診他爲腦死亡，心裏有底嗎？
張：實際上做第一次的時候，我就有底了，但還需要覈實，需要更多專家的認定，並不是我一個人、我們一個科室說了算的。
家屬的理性反應很了不起
親屬們能夠同意放棄無效的治療，接受科學的事實，我覺得很了不起
記：當3次測試結束，判定毛先生腦死亡的時候，他的親屬反應如何？
張：我們把情況向他們作了說明，他們作出了非常有理性的反應，他們說“我們不懂科學，但我們尊重科學”，同意拔管，同意放棄無效的治療。我覺得當時的場面是很感人的。
記：在拔管之後21分鐘，病人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刻，您是什麼樣的心理？
張：我覺得出乎意料，我們羣衆有這樣的覺悟，能夠認識科學，接受科學的事實，我覺得很了不起，我覺得最值得讚揚的是我們的家屬。
記：對家屬的反應，作爲一個醫學工作者，您感到欣慰。
張：是的，死亡是一個自然過程，本來很多病人都應該這樣，但是很多病人都不能這樣，我們只有勉爲其難地在那裏進行無效的治療。從此以後，可能開了一個比較好的先河。
以立法嚴謹保障操作規範
必須有一定的資格認證，如果說鄉鎮衛生院也來搞一個，那就亂套了
記：傳統的心臟停跳、呼吸停止等確定死亡的依據，都是按照公認的醫學界的標準進行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常識，那麼，爲什麼您特別強調腦死亡的標準要立法加以確認呢？
張：在沒有立法之前，不排除有人濫用權力的可能，所以，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爲關鍵就是爲了促成立法。立法的必要性是在操作層面上的，通過一種法律程序，通過科學的認證，一個羣體而不是單個人的認證，主要是防止因爲腦死亡而出現其他更復雜的情況，特別是犯罪。如果將來立法了，判定腦死亡就可能只是一個常規動作，但這個常規動作要有一個規範化的操作程序，不能夠隨心所欲地判定病人腦死亡。
記：您認爲腦死亡的立法應包括哪些方面？
張：當然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問題，法學家們可能會比我們考慮得更嚴謹一些。就醫學的角度來說，我認爲應該按照診斷標準來操作，必須由專科大夫來確診、認定，而且還不止一個專科大夫。我說的專科大夫是神經內科的專家、神經外科的專家，甚至麻醉科的專家、急診科的專家，我想應該成立一個工作組吧，這樣操作比較穩妥一些。
記：每個醫院都要有嗎？
張：必須是有一定規模的醫院，必須有一定的資格認證，不能隨心所欲，如果說鄉鎮衛生院也來搞一個，那就亂套了。
記：現在，腦死亡立法面臨着怎樣的困難呢？
張：主要是老百姓在認識上還有傳統觀念的束縛，再一個就是，腦死亡能不能爲廣大的立法工作者認同，我相信也有一個過程。站在醫學的立場上，支持我們的人可能會多一些；但是站在法學、社會學的立場上，則要考慮的問題可能更復雜一些。立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法規、一個大家願意共同遵守的公約，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腦死亡的隱蔽性和公開性
不能簡單地說把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了醫生。我覺得將來家屬都是可以參與判定的
記：現在，有法律專家認爲，腦死亡有相對隱蔽性，只有專業醫生才能判定，如果腦死亡立法，意味着把死亡的判定權交給了某些醫生，這樣，醫生手中有了特權，會不會導致某種條件下的濫用或者非法使用？
張：有這種可能性，所以立法的條款應更加仔細。不排除有個別極端情況的發生，但也不能簡單地說把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了醫生。因爲，判定腦死亡有共同的指標，神經系統的檢查是有特徵的，比如說，心電圖，它不蹦了，你還能說他心臟還在跳嗎？腦電圖，完全是平直的，你還能說他有腦電波嗎？如果TCD完全是個振盪血流，你還能說他的腦子裏有血流嗎？所以說，它雖然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但還有一些在精密科學儀器上都顯露出來的公開性指標，我覺得家屬將來都是可以參與判定的，比如我剛纔說的那些，都是非常生動、形象化的特徵性圖形，任何人都能明顯地看得出它們與正常圖形的差異。
記：那麼，如果想要避免今後發生在腦死亡方面的醫患糾紛，您認爲立法應注意什麼？
張：要更加嚴謹。通過我們的實踐可以暴露出問題，通過暴露出來的問題，立法可以做得更嚴謹，我想，把法律的漏洞彌補到最小，使利用法律漏洞鑽空子的機會達到最小，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當然，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
記：有報道說，腦死亡可能在今年就得以立法，如果真的是這樣，您會不會覺得有點太快了？
張：能不能立法取決於立法機構的認同程度。當然，我相信通過我們這個事情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立法的進程，但是到底有多快，我還不敢說。
“腦死亡”“心死亡”可能並行
病人家屬的意願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認識腦死亡，還需假以時日
記：從您的話裏，我感覺在涉及腦死亡的判定時，您特別關注病人家屬的感受。那麼，以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您認爲是否必須把對病人家屬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呢？
張：我認爲是這樣的。病人家屬的心理狀態、精神狀態應該得到充分理解，他們的意願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病人已經腦死亡，而家屬想以心臟停跳來認定死亡的話，也是可以的，醫生不會強迫病人家屬一定要接受腦死亡的死亡標準的，但醫生有責任將腦死亡的現狀告訴病人家屬。
記：也就是說，以後可能實行“心死亡”和“腦死亡”兩種方式並行？
張：有可能。畢竟讓大多數人接受腦死亡是要有一個過程的。
記：關於腦死亡的意義，有人認爲，醫學界顯得太功利了，爲了節約醫療成本就不顧幾千年形成的倫理道德。
張：我覺得這種評論是不公正的。資源的浪費其實是雙方的。腦死亡的病人長期佔據病牀、浪費大量的醫療資源，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這對醫療單位都是一種浪費，同時更重要的是，對家屬也是一種浪費啊。
記：我想請您進行一下角色置換，如果您不是腦死亡的研究專家，不是一個神經科醫生，當您的家屬碰到類似的情況時，您是否能接受腦死亡的概念？
張：假若我的親屬出現這種情況，如果醫院能夠拿出十足的證據，說他腦死亡的話，我能接受這個事實，這是科學的態度，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記：如果請您對毛金生老先生的家人說一句話，您會說什麼？
張：我非常敬重他們一家人，他們是一個高素質、非常和睦的家庭，不能說文化程度都很高，但確實是非常善良、理性的一家人。我能理解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敬佩他們對醫學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記：如果請您對不能理解毛先生親屬的街坊鄰居說一句話，您會說什麼？
張：對說閒言碎語的人，無須過多地指責，認識腦死亡需假以時日，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任何人，但我相信公衆會逐步理解並接受“腦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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