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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娛樂信報》5月5日報道，眼下，護工、衛生員包括送餐員等輔助護理人員的急缺已經成了北京一些重點防治“非典”醫院的燃眉之急。據北京胸科醫院的周院長介紹：“以前醫院裏的臨時護工月薪大概在350元左右，但自從有了非典疫情後，考慮到他們的工作強度和危險性，我們把招聘薪水標準提到了3000——4000元，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沒有招到足夠的人。”
在抗擊非典的關鍵時刻，只因護工缺乏而使整體“戰役”受到影響，這確實有些出人意料。可仔細想來，此事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
作爲護工，同樣的勞動，此時的勞動價值與彼時的勞動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工資水準自然不能一樣，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在平常時期，這本沒什麼奇怪，可是當我們遇到非典這樣的非常時期，護工這個環節就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軟肋”了。
護工這個行當起源於何時，怕是不太容易考證了。但從人們的印象中回憶，大概不過二三十年。也就是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醫院裏根本就沒有護工，對病人的護理或由家屬陪牀，或由護士代勞。筆者曾經爲住院的家屬僱過護工，在與護工、醫院有關人士聊起這個問題時，衆口一詞的說法是：醫院的護理服務無法延伸到爲病人接屎接尿的地步，而病人及家屬又確有這個需求，再加上改革開放後社會閒散人員的增多，大量外地務工人員涌進城市。有需求的，有願意幹的，護工也就自然而然出現了，而且人數、價格、服務質量也完全是隨行就市。可以說，護工完全是市場的產物。
護工形成了“市場”後，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場形態。據筆者觀察，活躍在各醫院的護工基本分爲兩類：一是經醫院統一培訓、統一着裝、統一調配、統一紀律約束的有一定組織化程度的護工，由醫院安排調配。另一類是散兵遊勇式的護工，醫院只向他們收取數額不大的管理費，算是准許了他們入院服務，其它一切服務內容，服務標準、價格等一律由僱傭雙方自己去談，醫院一概不管。這樣的護工，最大的好處是價錢便宜，但沒有經過培訓的護工服務質量沒有保障。
護工形成“市場”，很大程度上與醫院的觀念有關，他們認爲，病人的生活護理只能由病人及家屬自己僱人解決。而患者自己僱的人，又必然素質參差不齊，且無法納入醫院的統一管理，客觀上存在着隊伍鬆散，組織無序，契約意識與責任意識薄弱等不穩定狀況。患者的生活護理算不算醫療工作的一部分？恐怕沒人對此提出疑義。但是，醫院從來沒有把護工所從事的病人生活護理，與護士所從事的醫療護理相提並論，從而沒有、也不想將護工列入醫院的組織管理序列之中。換言之，護士是醫院的“正式員工”，而護工則不是；護士被稱爲“白衣天使”，而護工也不是。物質待遇與身份待遇的雙重巨大差異，這就是爲什麼“非典”當前，護工們跑了個乾乾淨淨，而護士們卻迎險而上，很少有臨陣脫逃者最客觀的解釋了。
由此，筆者以爲政府醫療管理部門是否可做這樣的思考：將護工作爲醫療資源的一部分，納入醫院的統一管理。讓他們像護士一樣，接受正規培訓，改善年齡結構與文化結構，成本納入患者的醫療費用。物質待遇與身份待遇的落實，可使護工綜合素質更有保證，隊伍更趨穩定，從而不大可能會出現“平時月薪350，此時4000無人應”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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