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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腎”廣告藉助現代網絡
上海市最著名的腎移植醫療機構有兩處：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和上海市長征醫院。在那裏，“賣腎”廣告、“賣腎”信件、“賣腎”電話幾乎淹沒了兩家醫院腎移植病房區的角角落落。
2004年1月2日，記者來到位於上海市武進路85號的市第一人民醫院。在醫院六樓的腎移植泌尿外科及病房區，記者見到電梯間和樓道牆壁上，都留有深度鏟刮的痕跡。一名護士無奈地告訴記者：“沒辦法，到處都是捐腎、賣腎廣告，水根本洗不掉，只有剷掉、刮掉。”
“賣腎”廣告張貼最爲“壯觀”的，是病房區的廁所，賣腎者將自己的血型、健康狀況、年齡、手機號碼、聯繫電話全部用噴漆性墨水寫在廁所的門前門後。一名女清潔工憤憤地說：“根本刮不掉的！”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辦公室浦主任告訴記者，“市一醫”從1978年起開展腎移植業務，但最近10年來，來自外省的“賣腎”信件、電話絡繹不絕，醫院方面應接不暇，起初還好心回覆勸慰一番，後來太多了，醫院飽受干擾，乾脆不理，但依然阻止不了“賣腎”者的“韌勁”———有的“賣腎”電話甚至直接打到病房區的護士站。
長征醫院腎內科、外科病房區，樓道、電梯和廁所，同樣被類似的“賣腎”廣告淹沒着。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護士告訴記者，曾有一名40多歲的大老闆，他8歲的女兒經診斷後需要換腎，但他不打算換醫院提供的屍體腎，他說：“那樣換給女兒後，會給女兒造成不好的後果，我自己去找腎。”後來，他把女兒轉院離去，估計是給女兒找到了“活體腎”，但不知道他們私下是如何交易的，也不知道他的女兒到哪所醫院去換的腎。
一些賣腎者還有更奇妙的想法，長征醫院一名女電梯工講述了這樣一個“賣腎”人的周密計劃：2003年10月，她遇到一個40來歲的四川男子到上海來賣腎，開口就要20萬元，他說他弟弟得了腎病，需要換腎。他認爲上海可以賣個好價錢，自己的腎賣了以後，回去到四川鄉下再花4、5萬元給弟弟買個好腎換上，餘下的錢還可供弟弟讀書。
實際上，到醫院廁所裏“賣腎”顯得過於“小兒科”了。在“s ohu.com”網站一個“關於‘活體親屬供腎的優越性’的討論”的網頁上，記者發現近百個帖子裏，都是“賣腎”廣告。除了手機、BB機外，“賣腎”者在網上留有QQ、MSN、em ail郵箱等現代高科技聯繫方式。
賣家一：12萬元成交
記者賣腎人面對面
距離過年只有半個多月，朱勤生(化名)依舊沒有爲自己找到合適的買家，雖然在市第一人民醫院、長征醫院的腎移植科旁的廁所內都有他張貼的賣腎廣告，但並沒有買主主動聯繫他。起初，他爲自己的一隻腎定價20萬元，現在他不得不將自己的價格底線降到12萬元。
1月8日，當記者以買家身份打通他的電話後，朱勤生便迫不及待地要求面談。時間定在了第二天上午9時，地點是五角場大西洋百貨門口。
1月9日上午，距離大西洋百貨門口30米處，記者就遠遠望到一個瘦高清秀的男人，眉頭微皺，頻頻向四處張望。記者斷定，他就是朱勤生。隨後，我們選擇在旁邊一家咖啡店商議。
初次謀面，朱勤生異常謹慎，“可以查看你的工作證嗎？你應該曉得，賣腎是違法的事情，萬一你是警察怎麼辦？”記者反問：“如果是警察，我還能平靜地跟你坐在這裏？”
稍後，記者告訴他，記者的一個朋友患腎病多年，現在兩個腎徹底喪失生理功能，惟有依靠血透排泄體內的水分。
聽完記者的簡單介紹，朱勤生放鬆了警惕，但他還是執意要看看記者的工作證，記者以沒有帶搪塞了過去，但給他看了身份證。
對記者放下戒心後，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證，上面寫着他1972年出生。他又拿出醫院的體檢證明，證明他絕對健康。接下來，我們就價格問題開始協商。
朱勤生說：“12萬元，我已經說過底線了。”記者回答：“太高了，是醫院腎移植價格的一倍多。”朱勤生接着說：“價格我不可能再讓步，而且手術費你出。道理很簡單，移植我的腎給你的朋友遠比到醫院移植可靠，我的健康可以保證你的朋友被移植後不會出現手術後的不良反應。”
最終，記者同朱勤生將價格暫定在12萬元，並說好1月10日在此先向他預付5000元訂金，過年後正式交易。對於這個結果朱勤生很滿意，他的臉上沒有了一直緊繃的嚴肅，露出了幾絲笑容。
賣家二：賣了一個還有一個
1月10日，記者以買腎者名義約了第二位賣腎者，王康量(化名)，45歲。
賣腎，他同樣很急迫，說好下午3時見面，上午他就帶着自己的老婆一道來了上海。這天，天空飄着雨，記者到時他和老婆已經在風雨中等候了半個小時。中午飯他們還沒有吃，記者替他們買了兩碗麪條。
這一次記者開門見山：“我不是來賣腎的，我是一名記者，只想瞭解你們賣腎者的生活狀態，希望你們原諒。”兩口子聽後張口結舌，“只是請你不要把我們的真實姓名寫在報紙上，也不要拍照片。”記者同意。
記者問：“你知道換腎的後果嗎？”
王康量：“當然知道，人有兩個腎，一般只有一個起作用，所以賣掉一個我還有另外一個在發揮作用。”
記者說：“人身上的每一個東西都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康量：“我相信不會對我的身體有什麼大的危害，換腎的人只要把我的一個腎切下來再縫合到他的體內，說可以活命，我的另外一個沒有切除縫合的腎就更應該起作用，畢竟它沒有被動過。”
記者：“即便你找到買家，也未必能交易成，因爲醫院只爲直系親屬間做腎的移植，你知道嗎？”王康量：“聽說過，但沒有具體想過，反正作個假就可以矇混過關。”
記者：“難道你聽說過，在上海有成功賣腎的例子？”王康量：“沒有。”
同記者的“生意”沒有做成，王康量兩口子有些悶悶不樂。臨走前，他請求記者：“你知道有誰要買腎的話，就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吧，價格我便宜點。”
賣腎者自述交易鏈“我會打通各個關節”
“你又如何保證換腎手術的最後順利實施，畢竟國家和醫院都反對器官的買賣。”記者徵詢朱勤生的意見。“這個不難，醫院不是還允許直系親屬間捐腎嗎？我們就以這個名義，所以只要拿到我們是親屬的證明即可。”
“我沒有門路，你們應該更清楚如何打通各個關節。”記者把問題拋給了朱勤生。
朱勤生答應他想辦法，他說：“主要是造假。”他將整個實施過程分作三個階段。(見上圖)
朱勤生是一個普通農民，信息並非暢達的他是怎麼想到走賣腎賺錢這條路的？
據朱講述，2002年辦養殖場欠債9萬元的他，偶然在電視中看到了一個外國男子爲救治患病的愛女而賣腎的故事。於是，他狠了狠心，跑到幾家大醫院尋找客戶。終於有一天，一個醫生髮覺他鬼鬼祟祟的行爲，問他：“你到底是幹什麼的？”這一問，使他不知所措，扭頭就跑，到了樓道盡頭看見廁所就進去躲了起來。在廁所，他獲得一個意外驚喜，裏面貼滿了賣腎者留下的電話廣告。於是，他也模仿着做了。後來，他就在家天天等待買腎人的電話。但沒有一個人同他聯繫買腎。
“活體腎”供求有擴大趨勢
儘管在記者採訪的所有上海市醫院和醫生中，他們一致表示：上海市腎源(主要是“屍體腎”)絕對充足！醫院足夠供應腎移植需求；而且限制活體換腎或親屬供腎。但據國家有關權威部門統計，我國每年進行腎移植3000餘例，而需求者達50餘萬人，腎器官移植供體嚴重缺乏，且質量上沒有保證。
宏觀形勢下的腎器官移植供體嚴重缺乏，使國內“儘快爲器官移植立法”的呼聲此漲彼伏，其核心是在倫理、法律許可的空間裏，如何保證數量足、質量好的腎臟移植供體。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忠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透露，在歐美國家，親屬腎臟移植病例已佔腎臟移植病例的30%以上，日本甚至高達70%以上，國內則只有2%左右，而上海市還不足1%。但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腎臟移植，手術後排斥反應小、花費低、移植效果好，長期存活率高。
從“屍體腎”供體向“活體腎”供體的發展趨勢，將給上海的腎臟器官移植帶來新的挑戰。2001年初，24歲的遼寧武縣來滬打工青年孫某某，以“肖明”和“華山醫院醫生”名義，在一些網站陸續刊登刊發的“賣腎”廣告，大肆詐騙外地“賣腎”者，最後被上海警方以涉嫌詐騙罪被逮捕。上海切斷地下腎交易的決心，在全國走在前列。
法律漏洞“成就”地下腎買賣
既然有如此旺盛的腎臟“賣方市場”，那麼上海市到底是否存在“買賣腎臟”的地下交易？
記者採訪過醫院和醫生，都對此否認。
國家明文規定：嚴禁人體器官的買賣，但實際上默認了父母、姐妹、兄弟直系親屬之間人體器官的活體捐獻。這爲非法器官買賣留下了法律上的空白。
範昱說，親屬之間做活體腎移植要符合三個條件：一是配型吻合；二是公證機構公證雙方屬於直系親屬關係；三是捐腎者自願。直系親屬之間活體捐腎首先要開具“直系親屬”公證，證明其直系血緣關係。他還從醫學角度說，界定腎移植雙方是否冒名的最簡單辦法是看兩人是否配型，直系親屬之間的概率是50%；一般人之間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間；而且，一般而言，如果兩個親屬之外的人最終達到醫學上的腎移植，完全配型只有幾百萬分之一的機會。兩個陌生人之間偶然相遇，配型的機會更少，除非雙方在醫院化驗前已經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但還有一關是任何一箇中國醫生都不會慫恿、更不會直接插手這種私下交易———因爲那是犯法的。
既然配型有25%的機會，那麼“直系親屬”公證，作爲最關鍵的一個關口，能否直接切斷腎臟買賣雙方“冒名頂替”的交易鏈？長征醫院腎內科副主任葉朝陽說：“這很難說。”
上海市公證處一位公證員告訴記者，要公證親屬關係，必須由當事人雙方帶上身份證、戶口本、父母結婚證、個人出生證明及所屬地派出所的證明；必要時可能會派人調查。
但記者在上海市公證處自設網站上看到的一篇名爲《法學家視野中公證·訪談錄》的文章。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段匡強調，公證人追求的法律上的真實而非事實上的真實。他認爲，事實上的真實是很難定性的，並且也很難界定其全貌……爲了得到事實上的真實，公證人就必須調查取證，但是法律並沒有賦予公證人調查權。既然沒有法定的調查權，被調查人完全可以拒絕接受你的調查；退一步講，即使被調查人接受了你的調查，調查結論在法律上也是沒有依據的。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專家、清華大學民法博士薛文成也指出，公證提供的證據只有法律上的真實性，而不具有事實上的真實性。他認爲，要求公證員覈實公證內容的真實性，從成本上來說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公證員本身也沒有這種義務。如果說交易雙方私下成交後，到公證處辦理公證，公證處只要根據雙方的口頭陳述和有關證明資料而出示公證。如果買賣腎臟雙方提供給公證機構的前期資料及口述事實是虛假的，即使公證機構開具公證書，也不能證明兩者的“直系親屬關係”；醫生如果按照公證給兩者做了換腎手術，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的。
薛文成認爲，要從根本上切斷腎臟買賣的地下交易鏈，應給予活體換腎公證訂立“硬指標”：覈實換腎雙方“事實上的真實”；其次，應從制度上要求醫療機構從醫學技術上對換腎雙方作科學鑑定，這就可以有效根除非法腎交易鋌而走險。
按照法律規定，一旦發現器官買賣，不僅將對交易雙方實行重罰，而且可能遭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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