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來，人體器官就是稀缺資源。回顧器官移植的發展歷史，死者的心臟曾被認爲是不可侵犯的神聖部分。如今，隨着醫學觀念的普及，死後將自己的身體器官捐獻給社會的做法已逐漸被大衆所接受，除心臟之外，腎臟、角膜等重要人體器官的移植手術也已不鮮見。然而，關於死者的面孔是否可以回收再利用，西方社會還存在巨大爭議。
毀容者的福音
爲什麼要回收利用死者的面部？誰會從這種“變臉”手術中得利？原來，面部移植手術主要是爲那些因燒傷、癌症或意外事故而造成容貌損傷的人而設計的。美國肯塔基路易維爾大學的醫學研究者們認爲，毀容者通常不願以貌示人，且通常生活在絕望之中，而面部移植手術可能使他們獲得新生。
早在1999年，肯塔基的醫學研究者就進行過美國第一例、全世界第二例面部移植實驗，目前已經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由於患者不願透露，此次手術結果一直不爲外界所知。直到不久前，該患者才以照片的形式與公衆見面。今年，肯塔基的醫學研究者希望能再次找到一名願意接受面部移植手術的志願者，進一步完善面部移植手術的臨牀操作和理論。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國家的外科醫生也在研究面部移植的可行性。他們一致認爲，面部移植手術遲早將成爲臨牀醫學的普遍現實。
肯塔基的醫學研究者認爲，在程序上，面部移植手術並不比其他外科修復手術更復雜，進行面部移植手術所需的技術目前也已經很完備，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挑戰是傳統倫理對個人特徵的觀念。
很多人認爲，內臟器官的移植手術是可以接受的，因爲它不僅可以延長患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手術不會影響患者的外貌特徵；但面部移植手術完全不同，它既不能給患者帶來普遍意義上的健康，同時還模糊了他的身份。
影響不小爭議很多
在社會生活中，面孔是個體區別於他人的最顯著的標誌。它不光有助於他人對自身的識別，也影響着自身的個性發展和思維方式。因此，如果某些人真的像科幻電影中那樣從根本上改變了個人特徵，則可能引發一系列與身份有關的社會問題。
考慮到面部移植手術可能引起的爭議，肯塔基的醫學研究者對每次行動都極爲謹慎。目前，他們在收集支持和反對手術程序的各種論據，並通過調查研究獲取儘可能廣泛的公衆反饋。如果調查結果是積極的，那麼他們將繼續實驗。如果阻力太大，那麼他們投身到向公衆推廣、解釋面部移植的工作中，以期獲得更多的支持。
肯塔基外科研究小組負責人約翰·巴克教授說：“就外科技術而言，十年前就具備了可以進行面部移植手術的條件。現在我們主要針對手術涉及的道德問題進行研究，並已取得了初步成果。我想，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小組正在評估哪些患者適合接受面部移植手術。”
公衆的認可程度並不是唯一的問題，肯塔基的醫學研究者還面臨着來自醫學界內部的質疑。部分醫生認爲，人們並不需要這種價格昂貴、結果難料的手術，面部移植手術天生就面臨着需求不夠的問題。另一些醫生說，接受面部移植手術之後，患者必須服用大量的藥劑以防止體內產生排斥反應，由此帶來的健康風險足以抵消手術的正面效果。此外，還有一些醫生質疑這種手術的成功率，並對患者因個體特徵發生瞬間改變而產生的心理變化進行了討論。
術後兼有兩人特徵
從技術上說，面部移植手術是依靠顯微外科技術將微小的神經和血管連接在一起。在進行手術前，醫生首先要摘取死亡的捐獻者的面部皮層，將其肌肉、神經、肌腱和血管等組織完好地保存起來。隨後，醫生再將患者已損傷的面部皮層取下，將捐獻者的面部皮層調整之後縫合在患者面部。
巴克教授說：“醫生們首先將在捐獻者的屍體上進行實驗，以獲得理想的效果。手術後，患者將得到一張集自身和捐獻者特徵於一體的‘混合臉’，看起來既與捐獻者有幾分相象，又保留了患者本人的特徵。當然，如果骨骼結構也被一起移植的話，患者就會與捐獻者看上去一模一樣，不過目前醫學界還做不到這點。”
對外科醫生來說，爲患者接合手臂、恢復身體表皮並不是特別困難的手術，那麼爲什麼不修復患者原來的面部，而非要用他人的面部來替換呢？按照巴克教授的解釋，在許多類似毀容這樣的緊急情況下，由於需要縫合的皮膚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而且潔淨程度不夠，外科醫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從技術上講，修復一張嚴重損傷的臉要比移植一張完好的臉困難得多，在面部已經有部分缺失的情況下就更是這樣。而從死亡的捐獻者那裏，外科醫生可以獲得所有患者需要的皮膚組織。”巴克教授說。
高風險難以逆料
在美國，面部移植的相關法律還沒有出臺。因此，肯塔基路易維爾大學的醫學研究者只需得到其委員會的批准即可開始手術。與美國同行的激進姿態不同，英國人在對待面部移植手術的態度上更爲保守。去年，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以面部移植手術術後長期用藥的副作用和不可預期的心理影響爲由，暫時停止了對這種手術的實驗。而另一位英國醫生——倫敦皇家自由醫院的彼得教授嘗試進行這種手術的舉動也引發了英國醫學界的一場大辯論。
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在去年11月的報告中總結到，雖然面部移植手術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但在沒有找到控制其併發症的解決方案前，繼續進行人類面部移植手術的實驗是不明智的。
該報告說，儘管外科醫生可以在術前對患者的皮膚做出評估，找出與患者組織有相容性最高的死亡捐獻者，但還是需要大量藥物來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統，使其弱化對外來組織的攻擊。然而，這些免疫抑制類藥物往往會帶來諸如高血壓、糖尿病、尿毒症和腎炎等副作用。對此，英國一位醫學專家說：“如果能解決免疫抑制類藥物的副作用問題，那我們就可以安心地開始面部移植手術了。”
此外，免疫抑制類藥物還有可能失靈。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患者的身體就會不斷排斥新的面孔，直到它壞死爲止。據說，巴克教授此次實驗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紐約生物倫理學研究院哈斯町中心的倫理學家埃瑞克對巴克教授的舉動不以爲然：“接受手術的患者必須明白手術失敗所可能導致的後果。在我看來，面部進入排斥期是很可怕的事情，它會腫脹、變色。如果真碰到這種情況，患者怎麼辦？”
被毀容者普遍認可
事實上，患者對手術風險的心理準備可能比醫生還要充分。最近，巴克教授指導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參與調查的300人被問及願意爲面部移植手術承擔多大的風險。調查結果最終顯示，多數人更傾向於不計代價地更換自己損傷的面容。
巴克教授說：“被毀容幾乎是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我們平時很少看到那些被毀容的人，但這只是因爲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出門罷了。”
美國最大的火災倖存者組織——鳳凰社團的行政主管也說：“客觀存在的相貌歧視給那些被毀容者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如果社會不給他們通過面部移植手術來改變相貌的機會，就等於徹底毀掉了他們的前途。那些被毀容的患者完全可以考慮接受面部移植手術，這原本就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美國一些社會學家也認爲，除了拯救生命、治療疾病和改善肌體功能，器官移植手術自然也可以服務於人們的審美觀，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今年47歲的丹尼斯·卡丁本來有希望成爲第一名接受面部移植手術的患者。他在14歲時經歷了一次車禍，導致面部被嚴重燒傷。事故之後的8個月中，他在一家醫院接受了超過50次的外科整形手術，然而手術效果都不好。出院後，他有兩年時間不願出門。他回憶說：“我當時羞於見人，害怕人們嘲笑我的相貌。”
卡丁後來還花了4年時間接受各種各樣的修復整形手術，收效甚微後決定再不去醫院。如今，他經常四處演講，鼓舞那些與他同病相憐的人們好好生活。他說：“我這一生似乎一直在做手術。我請求媽媽不要再送我去醫院，我已經煩透了手術和疼痛。”卡丁出事時，面部移植手術還沒有出現，否則他也許早就開始了新的生活。儘管他決定不再接受手術，包括面部移植手術，不過他還是承認，現在比過去多了一種選擇。
捐受雙方都有心理不適
對於接受面部移植手術的患者來說，最困難的並不是那些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他們在術後所要面臨的心理不適。巴克教授說：“接受手術的患者必須對自己新的面孔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畢竟，患者將在鏡子裏看到一張陌生的、其他人的面孔。
心理障礙同樣也會出現在面部捐獻者家人身上。當一個孩子不幸腦死亡時，很難想象他的父母願意捐出這張屬於他們的無邪面孔。這也是面部移植手術難以在短期內成爲普遍現實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患者對捐獻者面孔的挑剔程度也是一個問題，要在有限範圍內找到匹配的面部本來就很困難，假如患者還考慮諸如種族等問題，那麼選擇的餘地將會變得極其狹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