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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乃我國“國寶”之一，有着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
鴉片戰爭前，中國醫界一直是中醫一枝獨秀。列強入侵後，西學東漸，西醫學也在中國落地生根，兩種異質醫學體系並存，衝突在所難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醫論爭中，醫界有 相當一部分人對中醫持輕視甚至反對態度，主張用西醫取代中醫，認爲中醫已落後於時代，是封建迷信的騙人把戲。尤其是廢止中醫思潮成爲政府千方百計排斥、摧殘中醫的思想基礎。從道光皇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蔣介石，製造各種障礙阻止中醫的發展，甚至企圖用行政手段消滅中醫。爲了挽救中華民族這份寶貴的醫藥文化遺產，中醫界進行了長期的頑強抗爭，僅直接與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請願抗爭就有十多次，地區性的抗爭更是難以計數，古老的中醫經歷了歷史上最艱難的歲月。
一、北洋時期的首次抗爭
北洋時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醫學，而無視中國傳統醫學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採”爲由，在新頒佈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西醫)而沒有涉及中醫，則完全把中醫藥排斥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消息傳出，各地輿論反響強烈：“教育部定章，於中醫學校之課程，刪中醫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首先公開批評北洋政府的醫學教育政策，從此拉開了抗爭的序幕。他說：“今年教育部所頒之醫學專門學校章程，事前既未採集衆議，更未宣佈其政見，貿然自訂之而自頒之。……教育總長對此事當負完全責任，延聘海內醫界同人討論此事，先從編書入手，將來即以新編之書爲全國醫校講義及參考書。”並指出清末民初兩次制訂學制均以日本體制爲藍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就已推行廢除中醫的政策，其不列中醫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決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過去。
1913年，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他在接見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時，竟毫不掩飾地說：“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接着，江西當局頒佈了取締中醫章程32條，與汪遙相呼應。隨後，教育部公佈了“大學規程”、“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和“藥學專門學校規程”，仍摒中醫於政府教育體系之外。於是，中華教育社聯合江蘇、湖北、山西等中醫團體，向教育部提出中醫加入醫學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醫不合教育原則爲由予以拒絕。
而對這種情況，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餘伯陶等通函各省徵集意見，聯合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和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藥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代表進京向教育部、國務院請願，力請保存中醫中藥，並將中醫納入學系。連日來，各地民衆也紛紛集會、通電，抗議政府棄中揚西的政策。
迫於壓力，政府一面虛與逶迤，詭詞搪塞說廢除中醫中藥的政策不會實施，一面仍拒絕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計劃。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張膽地將中醫說成“非最新學說”、“非具有完全科學知識”，於是立案“應勿庸議”。國務院的批示與此類似。中醫界的第一次鬥爭就這樣失敗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內務部頒佈了《管理醫士暫行規則》，規定發給醫士開業執照的資格，必須經各地警察廳考試及格領有證明文件者，或在中醫學校、中醫傳習所肄業三年以上領有畢業文憑者；醫士診病必須開設二聯單，匯存備查，如有藥方不符或醫治錯誤，經查“予以相當處分”等。如此摧殘醫生、束縛醫學的條款受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上海中醫學會迅速行動起來，與中華醫藥聯合會召集了有170人蔘加的大會，大家一致認爲審查醫士資格應由醫學會或推出各地名醫主試，而不是由警察廳主試；並通知全市醫生拒領執照，定期召開全國中醫大會，各地紛紛響應。會後派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內務部取消《醫士規則》。在一片反對聲中，內務部被迫宣佈暫緩實施《醫士規則》。
二、國民黨時期的廢止中醫案
對中醫歧視、摧殘最酷的莫過於國民黨政府。
1929年2月，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西醫餘雲岫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中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另擬“請明令廢止舊醫學校案”呈教育部，並規定了6項消滅中醫的具體辦法：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爲一年。
2、限五年爲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爲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爲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廢止中醫案”。曾留學日本學習西醫的餘雲岫，是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擊貶低中醫學，把中醫等同於巫術，甚至直指“中醫是殺人的禍首”，必欲廢止清除而後快。他對中醫的處置辦法是“廢醫存藥”，中醫廢止，而中藥作爲醫學研究資料尚可以加以利用。餘雲岫提出“廢止中醫案”的四點理由是：(1)中醫理論皆屬荒唐怪誕；(2)中醫脈法出於緯候之學，自欺欺人；(3)中醫無能預防疫癧；(4)中醫病原學說阻遏科學化。他多次解釋該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內逐漸消滅中醫，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準辦學，使後繼無人。因此，餘雲岫被世人譏評爲“東西醫奴隸”，成爲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們熱血沸騰，中醫界空前大團結、大覺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上海名中醫張贊臣主辦的《醫界春秋》，出版號外“中醫藥界奮鬥號”，揭露餘雲岫等人的陰謀。3月2日，餘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竟然公然刊出了還沒有宣佈實行的“廢止中醫案”。這無異於火上澆油，雙方劍拔弩張，直面對峙起來。幾天內，數不清的各地中醫藥團體的質問函電飛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後來定這天爲“國醫節”)，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着“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口號“反對廢除中醫”、“中國醫藥萬歲”。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成赴京請願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上海中醫藥界全力支持大會，罷工半天並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時，全國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醫藥新聞報館，以及南洋華僑代表等電請保存國醫。社會公衆輿論也支持中醫界，提出了“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於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聲援口號。一時間羣情激憤，運動的浪潮頗似“五四”運動在中醫問題上的重演，可見廢中醫是何等地違背民心。
國民政府沒料到會造成如此軒然大波，當時正值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葉楚傖、李石曾、薛篤弼等要人親自接見了請願代表並表示慰問。這迫使衛生部不得不公開表示對中醫並無歧視，並面允代表：該提案雖獲通過，但暫不執行；改稱中醫爲國醫；同意成立“中醫學社”。
雖然這次鬥爭取得了一定勝利，但政府的反中醫政策絲毫沒有改變，廢止中醫一直在以變相的手法進行着。不久，教育、衛生兩部通令中醫禁止參用西藥及器械；中醫學校降格爲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用學校的名稱，以限制中醫人才的培養；中醫醫院改爲醫室等。目的仍是企圖逐漸消滅中醫，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尤爲南京政府所忌恨。該會人力、物力、財力雄厚，動輒通電全國，號召力很強，是中醫界與南京政府鬥爭的強有力的組織。1931年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該會不符合法律強令解散。這再次激起中醫藥界的憤怒。2月1日，中醫界在上海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有17個省市及南洋、菲律賓等223個團體的457位代表參加。這時的中醫界已清醒認識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於是明確提出中西醫平等待遇，中醫參加衛生行政，中醫藥改稱國醫國藥，編纂中醫藥字典及教科書等，並再次派代表進京請願。這次請願的規模和聲勢較前一次更大，驚動了蔣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應代表，讓文官處撤銷兩部公告。然而這不過是緩兵之計，代表們一撤，身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馬上以教育部的名義推翻了自己的諾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議，仿照國術館之例，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國醫館，並在各省及海外設立分館、支館。它負責制訂學術標準大綱，統一病名，編審教材，設有學術整理委員會和編審委員會。人們正奇怪呢，難道國民政府忽然熱心起中醫來了？其實是爲了緩和中醫界的憤怒情緒。國醫館的經濟來源，名義上是國民政府每月支給五千元，但從第二個月起就減半發給，使得國醫館遲遲辦不起刊物、開不起訓練班，要靠分館和各地中醫界的接濟來維持。這是一個半官、半民、半學術的特殊組織，是在特別情況下建立的畸形機構。它的建立曾使中醫界歡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縱，國醫館名爲學術機構，實爲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國醫館成立後作爲不多，形同虛設，曾受到中醫界的尖銳批評。
三、公佈《中醫條例》步履維艱
在1933年6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議仿1930年制定的《西醫條例》，擬定《中醫條例》(草案)。這是中醫界多年奮鬥希望實現的目標，目的是爭取與西醫的平等地位。但這也是廢止中醫者最不願意的事情。在會議討論中，行政院長汪精衛不但反對該提案，不肯執行草案，而且提出廢除中醫中藥。他說“中醫言陰陽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藥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張“凡屬中醫應一律不許開業，全國中藥店也應限令歇業。以現在提倡國醫，等於用刀劍去擋坦克車。”這引起了中醫藥界的強烈抗議，《醫界春秋》嚴辭批駁，斥責汪氏“亡國未足，必滅種而後快”。汪精衛見衆怒難犯，便轉換手法，在《中醫條例》交立法院審查時，他寫信給立法院院長孫科，大談“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囑孫共同阻止其通過。他還和孫科搞了一場辭職鬧劇，使得《中醫條例》被壓了兩年之久。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百般阻撓，各地中醫團體紛紛質問。1934年1月，中醫界召集全國代表請願，要求儘快公佈《中醫條例》。最後妥協的結果，焦易堂發表了《爲採行中醫條例告國人書》，以不了了之的辦法由國醫館執行起行政權來，行政院則睜一眼閉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衛在全國醫師公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反中醫的長篇演說，指責中醫不科學，如果誰有中西醫並存的觀念，便會使醫學“陷入非科學的歧途”。上海市國醫公會強烈抗議汪氏的言論，分別致電國民黨四中全會、國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國醫國藥的地位、中西醫平等對待並儘快公佈《中醫條例》。
1935年11月召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以馮玉祥爲首的國內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應對中西醫一視同仁，儘快公佈《中醫條例》；國家醫藥衛生機關增設中醫；允許設立中醫學校。終於，幾經磨難的《中醫條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頒佈，標誌着中醫在醫藥衛生系統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紙條例遠不能解決中醫藥的根本問題，國民黨政府仍採取不承認主義，條例中也有許多歧視、排斥中醫的內容，中醫實際上仍無地位。不久，衛生署頒佈了“中醫審查規則”，它名義上是《中醫條例》的具體實施辦法，實際上是從根本上推翻《中醫條例》。如其中“中醫條例所稱的中醫學校，指經教育部備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者”，而教育部並未把中醫學校列入學系，這就等於把所有中醫學校畢業生的中醫資格全否定了。
爲了改變長期以來中醫審查規則由衛生署管理，而衛生署官員中又沒有中醫的不正常狀況，1936年12月，中醫界組織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請願，要求衛生署增設一名中醫副署長，以體現中西醫平等待遇的原則。在立法院討論時，引發了一場中西醫優劣的論爭，結果設副署長的要求未獲通過，只在衛生署內增設一中醫委員會管理中醫事務，而實際上衛生署從不讓中醫委員會參與行政。
四、抗戰後政府變本加厲
抗戰後，政府變本加厲，對抗戰中僅存的中醫橫加摧殘，反中醫事件迭起。中醫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發起全國請願。
政府除了不準中醫辦醫院、設學校、登廣告外，還設立了審查國醫資格委員會，審查限於經政府考試領有證書者、或中醫學校肄業三年領有畢業證書者、或由政府發給行醫執照者，方可向中央國醫館申請登記，否則不準行醫。在非法的考試、審查制度下，絕大部分中醫已無法繼續開業。1946年，衛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佈的醫師法，規定中醫一律稱“醫士”，不得再稱“醫師”，並嚴禁中醫使用新藥。杭州衛生局還實行污辱性的中醫登記，公然在中醫執照上加蓋“中醫不準使用西藥以及注射器具，違者吊銷執照，撤消資格”，以示歧視。
政府爲了消滅中醫學校，更是不擇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締我國最早創辦、最具影響的上海中醫學院和新中國醫學院。兩校堅決抵制政府的無理取締，經多次交涉無效，終於轉爲公開鬥爭。8月，校長丁濟萬的護校宣言在《新聞報》上刊出，並組織請願團向教育部請願，終無結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將上述兩校及上海中國醫學院同時取締。此訊一出，全國震動，在三校負責人的呼籲下，成立全國中醫藥請願團向行政院請願。國民黨政府竟然毫不理會，在全國沒有一處中醫學校立案的情況下，卻以該中醫校未經立案爲由強令關閉，使這三個在近代中醫教育史上最有影響的學校終於沒有維持到解放。
1947年11月，上海不準中醫學校畢業生參加特種中醫考試，再次打擊中醫教育。廣東省在民國年間先後開辦20多所中醫院校，到1947年僅剩1所廣東省中醫藥專門學校。
1947年國醫節，長沙組織了500人的示威遊行，並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在憲法中規定中西醫平等，各省市設立中醫藥學校，實行中西醫共管衛生權，獎勵中醫科研，中央撥款補助省級中醫院等。鄭曼青、謝會東等十人攜帶行李，衝進南京政府，絕食三天，要求蔣介石親自答覆請願要求。蔣拒絕不見，代表們被警察強行拖走。這次請願影響很大，南京報紙作了多次報道，國民黨中央電臺進行了歪曲性宣傳。
縱觀中醫界38年的鬥爭，政府採取的種種消滅中醫的政策，雖然也未達到目的，但對中醫的發展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並加劇了中西醫的分裂和相互對峙的局面。到全國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約50萬中醫，絕大部分已無法繼續開業。全國沒有一所公立中醫院校，更談不上學術研究，中醫書籍出版尤其困難。中藥生產聽其自生自滅，質量低劣，稅多捐重，藥店紛紛倒閉。
然而，我國傳統的中醫藥是我國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燦的明珠，雖曾一度遭遇來自民間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貶損，但終因其自身具有的西醫藥所不能代替的優越性而巍然留存。中醫在中國廢止不了、消滅不了，相反逼迫着中醫界走出一條新路子：與西醫取長補短，共同發展。1949年後的中西醫結合即代表了這一方向，世界性中醫熱的興起，預示着中醫學的發展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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