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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器官移植髮展快速，僅以腎移植爲例，2001年全國共開展腎移植手術5561例次，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在北京，去年共進行腎移植1000多例、肝移植300多例，數量也居全國第一。爲此，記者近日對在北京開展器官移植的醫療機構進行了採訪。
業內統計僅腎臟移植就40餘家
器官移植專家、解放軍309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石炳毅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根據粗略統計，目前在北京開展腎臟移植的醫療機構多達40多家，做肝臟移植的有20多家，其他還有個別醫院開展心肺移植等。
但是據記者瞭解，目前在北京開展肝臟移植的醫療機構中，除了人民醫院、武警總醫院等幾家醫療機構的年手術例數可保證在50例到100例左右，其他大部分醫療機構的手術數量大多在10例以下，有的甚至只做過四五例。
“器官移植手術是一項高難度的系統工程，需要多科室和技術的配合。一般的醫院是很難達到這個要求的。”石教授告訴記者，作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醫學成就之一，器官移植拯救了許多終末期臟器疾病患者的生命，但同時器官移植也是一項極爲複雜的醫學技術。以肝臟移植手術爲例，除了手術中需要肝膽外科、麻醉科等科室的配合和參與，手術前後還要有重症監護、放射、心內、呼吸、腎內科等科室對患者進行各項檢查和監護，以避免出現併發症或各種排斥反應。
對於目前北京有一些不具備條件的三級醫院甚至二級醫院都開展器官移植治療，石教授表示：“北京的器官移植機構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氾濫了。”
請人代做麻醉師和護士也要請
不具備條件卻開展器官移植手術的“招數”其實很簡單。一位從事多年肝臟移植治療的專家向記者透露，那些一年只做了幾例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一般都是請外院的大夫操刀完成的，而且爲了確保手術的質量，除邀請外院有經驗的醫生外，很多的時候還要將外院的麻醉師和護士也請來。
據瞭解，邀請外院醫生大都是通過圈內關係來聯繫的，一般是有了病人，就聯繫相熟的外院有經驗的醫生。如果需要，就再邀請相關的麻醉師和護士。
“每次幫助外院做一臺器官移植手術，術前術後我總是格外操心，”一位人民醫院肝膽外科醫生向記者透露：“一般的情況是，手術後第二天，我會再去那家醫院看看病人，如果時間不允許就打電話給合作醫院，詢問一下剛剛接受過肝臟移植手術的病人恢復情況如何。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我還要再三囑咐合作醫院的大夫留心病人的各項監護指標。”說這話時，這位醫生一臉的無奈。
利益驅動5例移植術達標“三甲”
石炳毅教授在談到北京器官移植治療的狀況時直言不諱地表示：“之所以有這麼多家醫院都選擇開展器官移植，利益驅動是一大原因。”據記者瞭解，開展器官移植最重要的是能給醫院帶來社會效益和學術影響，這也是許多醫院爭相“上馬”器官移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位專家介紹說，一臺複雜的器官移植手術需要很高的“技術難度”，所以這也常被看作是衡量一個醫院整體實力的指標之一。以三級甲等醫院考覈爲例，其中的一個硬指標就是必須完成5例以上器官移植，這就導致一些醫院爲了達標不擇手段，從外面請專家帶着病人到本醫院做手術。沒有本醫院醫生參與，也沒有自身技術，這種情況最終的結果就是，一些醫院做成幾例之後就不做了。
人民醫院一位肝膽外科專家告訴記者，數量並不是衡量器官移植質量的惟一標準。據他介紹，目前在國外，手術成功與否是和術後病人的存活時間掛鉤的，“以肝移植爲例，手術後一年的存活率應該在80%左右，5年的存活率也應在70%。可目前國內一些醫院只考慮了手術的數量，而忽視了術後病人的生存情況。”
經濟效益醫院多不爲“創收”
如此多的醫院爭相開展器官移植，還令一些人產生了這一領域“是否經濟效益不錯”的疑問。但據記者瞭解，開展器官移植的醫院在經濟方面的收益並不多，而且他們的目的也不在“多創收”。
據瞭解，目前器官移植手術的最主要支出是各種抗感染和抗排斥的藥物費用。“由於目前抗排斥藥物的價格都很高，所以多數費用花在了藥上，醫院獲得的經濟利益其實並不多。”一位醫生這樣告訴記者。
據一位剛幫外院做過一例肝臟移植手術的醫生介紹，他做的這例移植手術的總費用只有5萬多元。之所以這樣便宜，是因爲這是該醫院的第一位器官移植病人，醫院希望能夠“開個好頭兒”，也想借此“打響知名度”，因此就選擇了“賠本兒賺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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