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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數據或預測頗爲駭人：20%的抑鬱症患者最終以自殺結束生命；而世界衛生組織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將成爲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事實上，多數人在一生中至少會患一次抑鬱症。而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現在日益有“低齡化”的趨勢，蔓延到了年輕的大學生當中。美國《新聞週刊》等媒體近日報道了這一問題。
以往，孩子離家去讀大學，父母要擔心的事有不少：孩子的學業，孩子會不會想家，孩子會不會交友不慎等。現在，有個新問題日益成了美國父母的心頭之憂：孩子的精神健康問題。
自殺是美國15至24歲年輕人的第三位死亡原因，是大學生的第二位死亡原因。根據精神健康機構估算，近年來，美國每年都有超過1100名大學生自殺，而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學生就更多了。美國大學健康協會2003年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40%以上的美國大學生表示，自己每年至少有一次“感到沮喪，以至於無法維持正常的學習和生活”，30%的學生認爲自己已經患有焦慮症或抑鬱症。
目前，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認爲，大學並未對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採取充分的應對措施。2004年1月，哈佛大學的學生報紙《深紅色》推出了一個在校內引發強烈反響的系列報道。該報道斷言：佔壓倒多數的哈佛學生受到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由於校方的幫助措施存在諸多不足，哈佛學生正面臨一場“深入的精神健康危機”。
既然現實如此嚴峻，精神健康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大學招生時需要考慮的問題。美國東海岸一所高中的升學顧問說，2003-2004招生週期(指一次秋季入學和一次春季入學)他遇到的招生人員中，有兩所學院的工作人員明確表示，要招一個在情緒上“堅如磐石”的班級———既爲了預防學生自殺，也爲了讓學校裏疲於奔命的心理醫生能緩口氣。
麻省理工學院的招生主任瑪麗裏·瓊斯也說，她希望錄取那些“情緒上有復原能力”的學生。“要是我們覺得有個人一次考砸了就會精神崩潰，我們就不會錄取他，”她說，“每年有這麼多孩子進大學，他們知道自己必須努力才能出類拔萃。但你看看，有那麼多孩子現在正在接受精神治療。如果爲了完成學業，你必須嚴重依賴藥物，那麼，麻省理工這樣的地方並不適合你。”
瓊斯對新生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有原因的。2000年4月，麻省理工學院的大二學生伊麗莎白·希恩在宿舍裏自焚身亡。她的父母起訴校方，索賠2700萬美元。希恩的父母稱，希恩生前曾多次向校方、校醫和舍友透露自己的自殺念頭，而校方卻一直沒能向她提供周到的精神病監護，也沒有將她的情況通知父母。希恩父母聘請的律師說：“要是學生吸毒或酗酒，學校早就毫不猶豫通知家長了。而在精神健康方面，他們就覺得沒啥值得大驚小怪了。”
由於美國的大學對新生的心理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因此在招生環節中，學生們必須表現得完美無瑕，才能打動招生人員。很多家長一直刻意隱瞞孩子的精神問題，至少在孩子拿到入學通知書之前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越來越多的新生家長收到學校寄來的問卷，上面有這樣的問題：“你希望學校向你的孩子提供怎樣的精神健康服務？”這類問題着實不易回答。
而在學生自殺率較高的大學，這類問卷調查顯得尤其有必要性。2003至2004學年，紐約大學共有4名學生跳樓自殺。因此，校方採取了數項措施來幫學生應對精神問題。
紐約大學的新生在入學前，學校都會去信，詢問他們有何特殊需求、是否正在服藥、是否正在就醫等等。現在，該校的校醫每週一次去學生宿舍，造訪那些事先做了預約的學生。學校管理層希望，校醫走入宿舍，能讓自己變得更加形象生動，讓學生在對話時心情更加舒適。
除此之外，紐約大學還開通一條24小時的精神健康熱線。要是電話交談不管用，在得到學生默許後，熱線將派一名顧問或校警前往學生的宿舍進行幫助。
紐約大學的方法，也許已經是美國的大學所能提供的最細緻周到的精神健康服務了。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有一個精神諮詢辦公室，但匹茲堡大學教授羅伯特·加拉赫(他主持一項每年一次的針對大學精神諮詢機構的調查)說，差不多一半的美國大學，連一名有執業資格的精神病醫生都沒有。也就是說，在這些大學，學生無法從校醫那兒開到治療抑鬱症和焦慮症的處方藥。因此，有嚴重精神問題的學生，只能到校外就醫，甚至退學就醫。
有的學校向學生提供不限次數的精神健康服務，而醫生短缺的學校則規定，每年每個學生約見學校精神病醫生的次數不能超過8次或10次。對於那些每年只有一兩次因爲想家、失戀或成績不好而需要找醫生傾訴一下的學生來說，這點限額已經足夠了。而在那些問題嚴重得多的學生看來，卻又顯得太少了。
專家們列舉了大學精神病醫生受歡迎的一些理由。哈佛大學教務長斯蒂夫·海曼曾經擔任美國國家精神健康研究院院長。他說，直到幾年前，有精神疾病的少年還不可能在離家之後既得到較好的治療、又順利完成學業，因此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往往只能呆在家裏。如今，藉助於藥物和醫生的早期干預，很多學生能離家獨自去讀大學了，有的還能讀競爭很激烈的大學。因此，這類學生對學校精神病醫生的需求越來越大。
海曼認爲，哈佛大學學生報紙《深紅色》對於學校精神健康服務的評論是不公正的，有插科打諢的意思。不過他說，精神健康能成爲校園裏的話題總歸是好事，因爲這代表了一種對精神疾病的開放態度。他說，直到不久前，“人們還深以抑鬱症爲恥。現在，打在這種病症上的傳統烙印消失了，治療也就變得容易讓人接受了。於是學生們都跑來了。”
大學生尋求精神健康服務還有其他原因。比如，進入一流大學的競爭太過激烈，很多學生進學校時，精神上已經飽受折磨。巴爾的摩市一所郊區中學的升學辦公室主任李·婁厄說：“孩子們越來越快地耗盡了。他們十多歲時沒法享受生活，很多人到了大學就完了。他們沒有能量、沒有毅力完成學業。”
麻省理工學院的招生主任瑪麗裏·瓊斯贊同婁厄的看法，她認爲，美國的教育體制有“逼人瘋狂”的趨向，因此她只能傾向於招收“有自我驅動能力”的學生(也就是說，用不着父母推動)，因爲她相信，能進行自我激勵的學生，才能更好地面對失敗。
很多大學的精神健康顧問和校醫認爲，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選擇學校時，應該首先考慮自己的病情。那些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學生，最好在離家人近的地方選一所大學就讀。
加利福尼亞大學青春期與兒童心理學專業教授羅伯特·亨德倫說：“未必要離父母家很近。也可以離哥哥、姐姐、阿姨、叔叔的家近，只要這個人能定期來看望就行。”亨德倫建議，那些情況特殊的學生(如躁狂抑鬱症患者)的父母可以通過網上的援助組織尋求其他家長的意見，以瞭解不同的大學是怎麼對待有精神疾病的學生的。
亨德倫教授的另一項建議是：在孩子入學前，父母就應該替孩子在大學所在地找好精神病醫生，待孩子入學後，定期對其進行診治。
此外，選擇小一點的大學也有好處。美國艾奧瓦州的格林奈爾學院只有1350名學生，2003年春天有兩名學生自殺。從那時候起，校方增加了校醫，還創建了一套制度：無論是教員、體育教練還是宿舍舍長，只要看到哪個學生有精神病的跡象，就通知校醫前去診治。
雖說目前尚不能證明格林奈爾學院這樣的小學校在發現和治療學生的精神疾病方面做得比大學校好，但至少它們擁有更多的資源。匹茲堡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學生數爲2500人以下的大學裏，學生與精神健康顧問的比例爲818：1，而在學生數達15000人以上的大學裏，學生與精神健康顧問的比例爲2426：1。
專家們認爲，那些其孩子剛上大學時百分之百健康的家長，更要注意孩子的精神狀況。紐約的多娜·薩圖前兩個兒子都好好地讀完了大學。1998年，她的第三個兒子傑德被亞利桑那大學錄取。讀大二時，傑德自殺了。
現在，薩圖和她的丈夫一起負責“傑德基金會”的運作。該基金會的主要工作是幫助各地的大學對付學生的抑鬱狀況。薩圖認爲，所有大學都應該篩查有抑鬱狀況的新生，就像查驗學生是否接種了疫苗那樣。薩圖建議，每個學生的家長都要對孩子所讀大學裏的精神健康機構的情況作一番瞭解。她說：“你應該問問：‘萬一我孩子精神上出現問題，你們能提供什麼幫助？’”
現在大學新生的父母們總是急着給孩子找到最舒適的宿舍、最好的搭夥餐館，事實上，薩圖所建議的那個問題，才真正值得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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