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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日舉行的“中國醫院協會報告會”上，衛生部部長高強總結和分析了導致現行衛生系統“病況”的六個“病因”，並直言：政府舉辦公立醫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它爲政府掙錢，而是爲羣衆提供廉價有效的醫療服務”。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是對公立醫院在“以藥養醫”旗幟下逐利的現象的斷然否定，也是對一度迷失的醫改方向的有力匡正。這意味着公衆和媒體呼喊多時的“公立醫院迴歸公益”得到了衛生主管部門的熱烈迴應，醫改將致力於提供更多的公共衛生產品。
高強所說的六個“病因”，大多由逐利而起。“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並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說的是國家用於衛生事業的財政支出太少，其比例低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緣於一段時間以來，各級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GDP崇拜”，過分強調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勢必影響GDP的增長率，因而投入的積極性不高。“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均衡”說的是投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20%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原因是投入大城市、大醫院，看病的費用高，“回報”自然高一些。這種符合“利潤最大化”原則的產業化思路，卻導致公立醫院愈來愈遠地背離了其本該具有的公益屬性。這種思路發展到極端，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醫院反哺政府”的現象。這兩個“病因”可以歸納爲一種廣義的“逐利”心態。
“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傾向”，起因在於政府投入不足。二十年前，政府衛生事業費佔財政支出的3.1%，到2001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7%。換一個角度看，1991年政府衛生投入佔全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是23%，十年後下降到15%。政府投入不夠維繫醫院開支怎麼辦？公立醫院獲得藥品加價15%的權力，“以藥養醫”格局逐漸形成，進而發展到醫院“以利爲綱”的地步。
“藥品和醫療器械生產流通秩序混亂”，源自個人的逐利行爲。一支頭孢他啶出廠價30元/支，零售價78元/支，除去醫藥公司5%的加價和醫院15%加價和，仍有24元的差價去哪兒了？在醫藥代表的運作下，醫院的院長、藥劑科、科室主任、醫生、庫管員甚至劃價員都可以利益均沾。在豐厚的個人利益誘惑下，在“以藥養醫”的合法庇護下，逐漸滋生出一條集體腐敗食物鏈，而處在最底端被吃的是病人。
要解開當前一團亂麻的衛生病狀，就要消除這三種逐利心態。首先是政府應放下廣義的“逐利”心態，大幅增加投入，合理配置投入，紓解公立醫院的逐利心態，使之迴歸公益的軌道。而個人的逐利行爲卻不是增加政府投入就能解決的，如果監管手段跟不上，再多的投入也改變不了“食物鏈”健碩的胃口。監管的重點不妨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加強新藥審批的監管，不要再鬧“一年受理一萬多種新藥申請”的笑話了(2004年，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堵死舊藥改頭換面後漲價的路，“降價令”才能發揮作用。二是不能放任“一個醫藥代表腐蝕一座醫院”了，醫生不講醫德，怎能做好公益服務？
去年年中，高強曾在一次形勢報告會上痛斥某些醫療機構“見利忘義”，並坦言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面臨着“嚴峻的挑戰”。今年年初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高強提出要控制公立醫院特需服務，建立醫療救助基金，不許見死不救，同時要求各地建立平價醫院或平價病房。“六個病因”已經是高強近來第三次就“看病貴、看病難”強力發言了。雖然誠如高強所言，解決問題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但我們欣喜地看到，衛生主管部門改變現狀的決心很大，分析病竈越來越準，我們也就有理由期待其藥方更加對症，使羣衆看病真正方便實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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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分析說，導致現行衛生系統“病況”的“病因”有如下六個：
第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均衡。高強認爲，與改革開放初期因爲醫療資源嚴重缺乏而導致的老百姓就醫困難不同，現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醫療資源結構性失衡造成的。醫療資源過分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不僅讓社區和農村沒有能力承擔起基本的醫療功能，而且也讓以“高藥價、高耗材”爲特徵的過度醫療愈演愈烈。高強說，目前，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20%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
第二，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並且呈逐年下降趨勢。高強透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衛生支出曾經一度佔到政府總支出的6%，而到2002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4%。在今年3萬多億元的財政預算中，僅有1200多億元用在醫療領域。“這個比率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也低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高強說，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衛生領域和百姓的基本醫療得不到有效保障。實際上，中國醫療事業大部分的貢獻來自老百姓繳稅以後再次掏自己的腰包。
第三，醫療保險發展緩慢。據統計，2005年，醫療保險覆蓋的城鎮職工數爲1.3億，再加上500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只有不到兩億的城鎮居民有醫療保障。在農村地區，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人口達到1.7億，不到8億農民的1/4，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個人只有30元錢。
第四，藥品和醫療器械生產流通秩序混亂。目前，全國有40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8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還有12萬家藥品零售企業。這些企業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過“經營、收費、加價”來維持，所以藥品價格不可能不節節攀高。再者，醫院目前實行的是藥品加成政策，進價越高，加成越多，醫院當然不會去進低價藥。“整個鏈條都需要高價藥，那麼到老百姓那裏價格就不可能低下來。”
第五，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傾向。高強說，政府舉辦公立醫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它爲政府掙錢，而是爲羣衆提供廉價有效的醫療服務”。然而，當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這個目的越來越難以實現。
第六，政府對醫療市場的監管不力。高強坦言，當下職能部門對醫療服務缺少強有力的監管手段，對醫療機構的規模、大型儀器的購置和新技術的採用都沒有特別“管用”的監督辦法。“行業監管確實有困難。”
高強認爲，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難、看病貴”的狀況，更造成了如下事實：2003年，衛生部進行了第三次全國衛生醫療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城鄉居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高達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動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爲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爲支付不起相關費用而提前出院的；農民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更是從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農民佔全部貧困農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區農村，62%的患者因爲經濟困難應治療而沒有治療，75.1%的患者還沒有治癒就要求提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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