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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下稱“三院”)在大門口掛了10年“無紅包醫院”的牌子。記者將這一消息告知包括多位醫務人員在內的朋友，他們的迴應是含義複雜的微笑：“真的嗎？”
救死扶傷而不額外收受患者財物，本是醫生的基本職業道德，可當“無紅包醫院”出現時竟遭到普遍懷疑，真不知這是一家醫院的光榮，還是整個醫療界的恥辱。
三院打出“無紅包”旗號是在1995年。第二年，南通市政府授給它一個“無紅包醫院”的銅製牌匾。當時王陸軍是三院的黨委書記，1998年任院長至今。
他承認，三院此舉的初衷其實是爲了吸引病人。當時三院只是一家傳染病專科醫院，年業務收入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幾乎辦不下去了，纔想用這個“噱頭”招攬顧客。政府授牌是沒料到的，掛了牌就騎虎難下了。在生存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下，三院不得不把“無紅包”進行到底。
十年間，三院的醫生們不得不面對“不相信”帶來的種種尷尬。今年4月末，“無紅包醫院”掛牌10週年，南通市政府專門舉行了紀念儀式，其間一個細節耐人尋味：江蘇省紀委、監察局有三位負責人應邀前來，卻執意不在儀式上講話。在南通方面看來，客氣背後的潛臺詞仍是“懷疑”。
江蘇省衛生廳也懷疑過。2004年，南通市申報三院爲省級文明典型單位，衛生廳負責人就問：“這個‘無紅包醫院’到底過不過硬？”南通市紀檢部門只好重新組織一次專項調查，證明三院確實不收紅包。
今年6月底，王陸軍作爲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代表到北京開會，臨行時，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還當面問了他一句：三院是不是真的不收紅包？
一件小事意味深長地折射出當前人們對醫療紅包的看法。2005年夏天，有個患者來三院心胸外科做手術，給醫生送紅包被拒絕，患者立刻轉到其他醫院去了。醫生問爲什麼，患者說：“你不收我紅包，說明你心裏沒底，沒有這個水平，連紅包都不敢收！”
爲證實自己的“清白”，王陸軍給記者提供了2005年全年和2006年上半年三院全部3117名出院病人的名單。記者從中隨機挑出100名留有聯繫方式的患者進行電話調查，共打通54個電話，接聽者有的是患者本人，有的是患者家屬，他們無一例外地表示沒有送紅包，即使送了也被三院的醫生退回。
儘管三院領導的坦然打消了記者部分疑慮，我們仍然疑問重重。關鍵問題是，在醫院收紅包已成爲普遍潛規則的大環境下，三院憑什麼獨善其身？
王陸軍說：“收紅包主要發生在骨幹醫生身上，不能主刀的一般醫生也收不到紅包。所以我們的獎金分配儘可能向臨牀一線傾斜，向專家骨幹傾斜。對貢獻特別大的少數醫生，年底還會多發萬把元錢。”一份2005年的工資單顯示，三院專家骨幹年收入在6.5萬元到8.5萬元之間，在南通市算是中上水平。
然而，這比下有餘的收入似乎並不足以抵消紅包的誘惑。如果當地一位醫生掌握的情況屬實，目前大醫院一例心臟手術紅包的“行情”是5000元。就是說，其他醫院的醫生做一次心臟手術拿的紅包，接近三院醫生一個月的收入。
像三院這樣的公立醫院，指望用獎金來彌補醫生拒收紅包的“損失”是不現實的。受人事、財政制度制約，公立醫院獎金實行總額控制，不是想發多少就發多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三院還能給醫生些什麼？
王陸軍說：“對醫生的心理要辯證地分析。一方面，作爲勞動者，誰都想多賺錢；另一方面，知識分子都有較強的事業心，精神方面的滿足他們也很看重。我不能無限制地提高工資，但是可以在事業上努力支持他們。”
三院從2000年開始向綜合醫院轉型，幾年來引進了20多位專家骨幹。心胸外科主任陸輝輝2002年來三院，35歲就當上了科主任。三院投資數百萬元幫他創建心胸外科，他提出買什麼設備就給他買什麼。這樣，三院的心胸外科很快就成了上海心胸醫院的分中心。三院又在財務、人事上對科主任充分放權。骨科看中一個研究生，王陸軍看都沒看就同意了。當時科主任很驚訝，覺得自己權力很大。
“在其他醫院，也許我可以拿紅包多賺點錢，但是不一定能得到這麼好的業務平臺。”陸輝輝說。
爲了“安撫”醫務人員，三院的領導層動用了體制內外的各種資源。對一些引進的人才，三院動用各種關係，把他的愛人，甚至小姨子、妹夫都從外地調過來，解決全家的問題。
對引進的學科帶頭人，三院給每人10萬元住房補貼。有的醫生夫婦倆一同來到三院，自己再掏很少一點錢就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買了一套不錯的房子。
三院對解決醫療骨幹子女就學問題下了很大功夫。基礎教育素有“中國教育看江蘇，江蘇教育看南通”之說，南通市一些頂尖中小學教學質量很高。學校組織活動，三院就贊助；學校對外來學生收擇校費，三院也出一部分。這樣，醫療骨幹的子女都上了南通最好的學校。
記者採訪了三院多位醫生，他們或是三院的老人，或是外來的醫療骨幹，從前也收過紅包，但對於三院的“無紅包”制度，他們都表示贊成。
他們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紅包，讓他們精神上解脫很多。傳染科主任朱永根說，拿了患者的紅包，做完手術後老是心神不寧，萬一出現醫療糾紛就很被動。而不拿紅包的醫生腰桿挺得直，即使有了醫療糾紛，也可以限定在技術或意外的範圍之內。
然而，經濟收入畢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和記者對話時，三院的醫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經外科主任李東旭說：“做一樣的手術，其他醫院的醫生有紅包，我們沒有，心裏確實不平衡。現在其他醫院很多同行買了車，住上了別墅，我們三院絕大部分醫生還是騎自行車上班。”
“按規定，我們醫生做一臺手術，除了工資獎金外，一個小時只能拿7角錢的補助。”他說，“前兩天我做了個顱腦外傷手術，從上午開始做，完事都將近下午3點了，又渴又餓。我出去找個小飯館，要了倆菜，花了35元錢，一邊吃一邊想，做一個手術的正常收入甚至不能供我吃一頓便餐。”
認爲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當前很多醫生收紅包的心理前提。陸輝輝說：“大部分醫生並不是爲了紅包纔給病人開刀。不管有沒有紅包，治療方案都不能隨便改動。如果哪個醫生有紅包就好好開刀，沒有紅包就胡亂開刀，其他醫生也瞧不起他。”
直到現在，醫生對於收入低的抱怨還不時傳到王陸軍耳朵裏，有人說得直白，有人比較委婉。他用“救火隊員”比喻自己的角色。這個50歲的黑眼圈濃重的人，回顧“無紅包醫院”掛牌10年來的經歷時說：“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院長和醫生的一場博弈。”
他手裏還有一張對抗紅包的底牌，那就是三院的發展前景。由於三院抗擊非典有功，2004年南通市政府以6000萬元的低價批給三院36畝黃金地段的土地，用於醫院擴建。目前，一棟20層的門診綜合樓已開工興建。王陸軍很清楚，現在很多醫生能頂住紅包的誘惑留在三院，就是看好綜合樓建成以後，三院可望實現跨越式發展。
凡事有利必有弊。王陸軍擔心的是，在創業階段，大家可以不計較一時的得失；將來醫院進一步發展，骨幹們名氣越來越大，還能繼續守住道德底線嗎？
南通市有大小几十家醫院，爲什麼只有三院這麼一家“無紅包醫院”？當地其他幾家較大醫院領導對這個問題都不願深談，他們無一例外地表示：三院對紅包抓得當然好，但我們也採取了各種嚴格的措施。
某醫院黨委副書記的回答代表了另一種心態：“治理紅包只是醫院管理的一小部分，醫院最根本的還是提高醫療水平，改善服務質量。在這些方面，三院不一定比其他醫院好。”
據南通市衛生局局長蔣志羣介紹，三院的綜合實力已排進南通市各醫院的前四名，肝移植等技術水平在江蘇省都是一流的，去年業務收入達到1.25億元，是“無紅包醫院”掛牌之初的10倍。但是，其他醫院有些領導還是看不起三院，覺得自己不搞無紅包的“噱頭”，病人照樣滿滿的。
南通市紀委副書記劉井石直言，在治理紅包方面，三院確實是在“孤軍奮戰”。
三院治理紅包的經驗對其他醫院究竟有沒有借鑑意義？蔣志羣的看法是：“因爲經過10年培養，三院已經形成了一種不收紅包的整體氛圍，這種氛圍其他醫院還沒有。即使現在把王陸軍調到其他醫院當院長，也不一定能再造一所無紅包醫院。”
他分析，害怕人才流失，是有些醫院領導對紅包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深層原因：“一家醫院的水平就體現在那麼幾個頂尖專家身上。如果對紅包抓得太狠，這些人跳槽了，對醫院影響很大。”
一家大型醫院的黨委書記說：“對於廣泛出現的現象，要從機制上找原因；對於反覆出現的現象，要從規律上找原因。”記者聽到的一種較爲普遍的意見是，在醫務人員待遇偏低的現行體制下，“無紅包醫院”成爲“另類”是必然的。三院採取的各種措施儘管有效，卻只是一些“救火”式的無奈之舉，可以治標，不能治本。
某醫院黨委副書記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國家抓反腐倡廉有多難，醫院抓拒收紅包就有多難；國家抓反腐倡廉有多大的決心，我們醫院抓拒收紅包就有多大的決心。”劉井石認爲，這話也不是沒有道理。醫院既不是紅包的發源地，也不是紅包最嚴重的地方，長期以來，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種“不送禮就辦不成事”的觀念。這種風氣不扭轉，想杜絕醫療紅包，很難。
南通市紀委糾風室副主任餘家成講了這樣一件事：他到某醫院暗訪紅包問題，一個產婦的丈夫對他的詢問很不滿，說：“你們管這些事幹什麼？我一輩子就生這麼一次孩子，給醫生四五百元錢我高興啊！”
蔣志羣說，三院是全國首家政府命名的“無紅包醫院”，南通市委、市政府很珍惜這塊牌子，多年來在經費、人員、設備等方面給了三院很多關照。但是對這面“紅旗”究竟能打多久，誰也不敢打保票，畢竟三院不是一塊真空中的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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