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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爲世界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也應該承擔防治艾滋病的國際責任”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周慶安報道來自尼日利亞的多拉在9年前被檢測出攜帶有艾滋病。“那時候，尼日利亞有些村莊把得艾滋病的人關在山洞裏，每天派一個殘疾的老人給他們送飯。要是颳風下雨老人來不了，他們就要餓肚子。可我不想被關着，於是我就逃跑。”很快國際衛生組織和歐洲部分基金會的代表團抵達尼日利亞，在他們的幫助下，多拉和其他18位感染者一起獲得了同一批次的治療。之後多拉成爲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他每天所作的事情就是不停地記錄。他用給南部非洲部分媒體寫稿的稿費買了一架相機，拍攝下艾滋病人和感染者需要幫助的畫面。
2006年8月13日，多拉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參加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他說：“我有兩個想法，第一是來看看其他洲的人們如何防治艾滋病，第二我要來向比爾·蓋茨提問。”
在此次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資料公佈了驚人的數字。過去25年來，全世界有近65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死於艾滋病的人已達2500萬。每天有11200人感染病毒，8000人死於艾滋病。這意味着每10秒鐘這個世界上就有1個人因爲艾滋病死亡。因此隨着艾滋病的蔓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全球健康問題。在幾天的會議中，與會者們將目前艾滋病面臨的問題集中在幾個方面，包括地區差異、歧視、藥物開發和婦女地位。
中國的部分非政府組織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團參加此次大會。在“笑看未來”的站臺，這個成立2年多的組織正在發放一個裝有安全套的火柴盒。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也爲國內其他感染者的組織發放材料，他們很多都來不了多倫多，但是他們也很需要關注。”來自中國廣州的“愛之關懷”組織作爲5個候選團體之一，將在正於加拿大多倫多舉辦的“二00六年艾滋病大會”上競爭“紅絲帶獎”。而中國青年網絡的代表劉成浩則表達了她的擔憂：“資訊不夠正確是中國青年在與艾滋病鬥爭過程中的困難，能否擁有正確的渠道，消除文化偏見，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
“幾年前，中國艾滋病防控的最大要點是如何讓政府認識到艾滋病的存在並且重視它，這一點目前看來已經做到了。”2006年8月14日，在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會場的臨時辦公室中，聯合國副祕書長，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對記者說。他剛剛會見了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他說：“今後我每年都要到中國去，而且還有一箇中國名字和中文名片。”
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的專訪中，皮奧特直言目前中國艾滋病防控存在六大挑戰。他說，去年訪華時，他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接見、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並且到雲南等省考察。“中國領導層在這方面給予了高度重視。要知道缺少各國領導的合作，全球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什麼也做不了。”因此目前中國艾滋病防控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將承諾轉變爲行動。“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感染率還很低，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根據國際經驗，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麼情況將會越來越糟糕。”
其次，挑戰來源於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污名和歧視。彼得認爲，這也是全球各國面對的大問題。皮奧特說，在8月13日晚上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的開幕式上，比爾·蓋茨和他自己都強調，必須讓人們知道與艾滋病感染者共處是安全的這一點。“這也是爲什麼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到醫院和感染者握手的重要理由。”
第三，根據皮奧特的瞭解，挑戰來自中國衛生系統如何更好地關懷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皮奧特說，目前全球研發的20多種藥物中，中國只能使用6種。而中國的衛生部門爲此進行的國際談判已經很久了。皮奧特確信，中國具有生產這些藥物的能力，但是最大的問題不是藥，而是在於如何將藥物送到邊遠和貧困地區的感染者手中。當然每個國家的健康系統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疾病，經常會遭遇人手不足的困難。“中國不但需要更多的藥物，而且需要更多的醫生。”皮奧特說。
皮奧特說，在此次會議上，他和他的同事都認識到，將艾滋病防控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結合起來成爲一個新的挑戰。計劃生育網絡在中國十分龐大，計生工作的重點是針對夫妻，包括髮放安全套等。但是發放的對象不但應該包括夫妻，也應該更多地包括性工作者和同性戀的高危人羣。保障他們的性安全，有助於減少艾滋病的擴散。皮奧特透露，在他和張維慶的會談中，雙方達成共識，UNAIDS將和計生委合作在部分地區展開試點項目。“今年9月我們還要在見面，可能是在中國的某個省。”
第五個方面的挑戰來源於各部門的合作。皮奧特說：“儘管艾滋病是一種疾病，但是它同樣需要得到立法機關和各個部門的合作。”他回憶起去年訪問雲南時看到和聽到的內容。在雲南，他發現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擴散的一個重要渠道，而公安部門正在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打擊。這個例子說明，與公安部門的合作十分必要。
最後的挑戰則是艾滋病防控需要全社會的密切配合，尤其是社區服務非常重要。政府和非政府組織NGO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從25年的國際防治艾滋病經驗來看，NGO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爲什麼NGO可以完成許多政府無法完成的工作？恐怕是因爲他們的行動方式和他們的組成，讓他們更容易接觸到感染者人羣和高危人羣，包括性工作者和同性戀。因此我們鼓勵政府和NGO合作。”皮奧特說，目前參加世界艾滋病對話的中國NGO仍然很少，他對中國NGO的建議是，不但要參與更多的國際對話，向世界介紹中國艾滋病的情況，還要從世界學習更多。
“中國的艾滋病防控政策是清晰的，問題在於地方如何執行。”皮奧特根據他在中國的考察經驗總結說。從第一次發現艾滋病病毒到今天，已經整整過去25年了。無論在巴塞羅那，在曼谷，在多倫多，他都告訴世界：艾滋病是世界性的，因此防治艾滋病也是全球性的；艾滋病是終生的，因此防治艾滋病也是終生的。“而中國作爲世界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也應該承擔防治艾滋病的國際責任。”皮奧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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