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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最新資料顯示，北京市有高達7成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處於醫療管理失控狀態。同時，精神科醫療人才流失嚴重，北京安定醫院5年間先後流失醫生30人，北京回龍觀醫院近年流失醫生更是高達112人——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痛苦
病人一把將他舉到房頂！
“1999年，我剛到精神病醫院實習做醫生的時候，就遇到了一件終生難忘的事。”姜永昌的口氣格外凝重，“實習沒幾天，正趕上一位老醫生退休，辦退休手續那天，我見他滿臉喜氣洋洋的，覺得十分奇怪，因爲我從來沒有見過退休的時候還會這樣高興的人，就好奇地問他爲什麼，老爺子說：‘我在精神病醫院工作近40年，而今沒有變成殘廢，心理也沒有出現異常，能健健康康地退休，這令我非常非常欣慰！’”
姜永昌聽完這話心裏一沉，那時他工作積極性非常高，覺得你一個老大夫，怎麼能跟我這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說這種話。
很快，姜永昌的一次切身體驗，就爲老醫生的話做出了註解。
有一次出門診，他接診的是一位個頭1.8米、身強體壯的小夥子。一問一答的問診平靜地進行着。談話到20多分鐘的時候，小夥子完全沒有前兆地突然激動起來，從坐椅上跳起，一把勒住姜永昌的衣領。可憐姜永昌還沒等反應過來，雙腳已離開了地面，腦袋接近了房頂。在那一剎那，姜永昌腦子裏一片空白，只閃出一個念頭：完了，肯定沒命了。旁邊陪着小夥子來看病的母親見狀大驚，跪在地上雙手抱住瘋兒子的雙腿哭喊：“兒子，千萬不能胡來，趕緊把醫生放下來！”小夥子似乎恢復了一點理智，這才慢慢地把姜永昌放了下來。
“長這麼大，我還是第一次離房頂那麼近。”姜永昌苦笑着說。
“在其他醫院，醫生捱打總會引起社會的關注，但在精神病院，醫生捱打卻是家常便飯，病人對醫生拳打腳踢口咬，這些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姜永昌說。然而，精神病患者是一個特殊的羣體，不負刑事責任，所以打人和捱打在精神病院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打了白打，捱了也白挨。特別是女醫生女護士懷孕後就更加危險，她們需要時刻提防着被病人踹上一腳。
一次，姜永昌跟着一位老醫生查房，正常的問診結束後，便接着去看其他病人。不料，老醫生剛一轉身，後背便捱了一棒，老醫生當即倒地，幸虧搶救及時纔沒出生命危險。原來，老醫生在前一次查房時，不知道哪句話說得不對，“得罪”了這位病人，病人便懷恨在心。一次去食堂吃飯，發現了一把壞椅子，乘人不注意時，他將椅子腿卸下，藏在衣服裏悄悄帶回了病房。這回老醫生查房，終於讓他得到了“報復”的機會。
“剛入院時，老醫生告訴我：發現病人有異常表現時，要儘量避免與其正面相對——這話救了我一次！”
一次，姜永昌在查房時和病人說話，病人剛接了一杯開水端在手上。說着說着，病人突然停下來。他意識到不妙，身子一閃，病人杯子裏的開水就衝他潑了過來。幸虧躲避及時，否則滾燙的水澆在臉上，後果不堪設想。
即使這樣，也還是防不勝防。一次，一個躁狂症患者發作，幾個醫生護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將他按在牀上，不料他頭一掙扎，轉頭就在抱着他肩膀的姜永昌胳膊上咬了一口——“那一下咬得特別狠，一塊肉差點被咬下來。”
形同折磨的“溝通”
“精神病人沒有了正常人的思維，醫患間無法正常溝通，更多的溝通需要和患者家屬進行。於是，醫生又不得不忍受來自家屬的折磨。”
姜永昌說，他過去負責管理的病區曾收治一位病人，病史達20年以上，治療效果越來越差：一種藥往往用不了多久，不是出現副作用就是無效，於是不得不另外換藥。病人的家屬是一位姓王的工程師，姜永昌和他的溝通，竟演繹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第一次見姜永昌的時候，王工問：病人的治療效果爲什麼一次不如一次？疾病爲什麼不能治好？爲什麼要換藥？原來的藥爲什麼以前效果好而現在效果就不好了，爲什麼以前沒有副作用現在卻有了……他要求醫院一定要把病人治好，甚至干涉醫生的具體治療方案。姜永昌耐心地向他解釋病情的特點，王工一臉漠然地離去。
可第二次來醫院時，王工的問題又回到了原點：患病家屬的治療效果爲什麼一次不如一次？疾病爲什麼不能治好？爲什麼要換藥？原來的藥爲什麼以前效果好而現在效果就不好了，爲什麼以前沒有副作用而現在卻有了……他不相信姜永昌的治療方案，要求主任查房會診。主任查房會診後告訴他治療沒有問題。
醫院給病人換藥，一般只需口頭通知家屬即可。可是有一次當姜永昌將換藥的決定通知王工後，王工卻死活不同意，還是問姜永昌那些老問題：治療效果爲什麼一次不如一次？疾病爲什麼不能治好？爲什麼要換藥？原來的藥爲什麼以前效果好而現在效果就不好了，爲什麼以前沒有副作用現在卻有了……
此後，每週三次的探視，王工都必定到醫院，每次都向醫生重複同樣的問題。“由於被病人長年折磨，許多家屬的精神狀態也漸漸不正常。”姜永昌回憶，“所以與患者家屬的溝通，感覺不是在一起想辦法給病人做治療，而是在鬥爭。和王工打交道的那段日子，我連做夢都是回答王工翻來覆去的那些問題。後來病人換病區離開，我這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終於見不到這位精神狀態已經日趨不正常的王工……”
女朋友多次被“嚇跑”
通常，精神病人受到社會歧視，病人家屬也會跟着遭受歧視。而且，這種歧視像一條無限延伸的線，到達精神科醫生的身上——大衆也會跟着歧視醫生。這即是所謂的“病恥感”。所以，精神科醫生不僅要承受來自病人及其家屬的壓力，還需承受來自社會的壓力。
在醫學院校裏，很少有人主動選擇精神衛生系，讀這一專業的學生往往是由校方分配的。姜永昌畢業於某著名醫學院，他那一屆共600名入校新生中，精神衛生系只有30人，幾乎是醫學院中最小的一個系。
“作爲一名精神科醫生，社會帶給你的那種‘病恥感’就像囚犯臉上的烙印，走到哪兒烙印就跟到哪兒。上學時同學交流，只要一聽說是學精神科的，一下子就會和你疏遠；回家後面對鄰居的詢問，也說是一名內科醫生，否則他會馬上對你敬而遠之。我談女朋友,只要對方一聽說我是精神科醫生，立刻就被嚇跑了。”
“5年中，最讓我無法忍受的還不是工作環境的惡劣、醫療的艱難、社會的歧視，既然選擇了精神科，就應該承受這一切——然而，作爲一名精神科醫生，面對病人時的辛酸和無奈，令我痛苦到絕望。
姜永昌在醫院正式工作後接診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年僅19歲的小夥子，患精神分裂症，“小夥子長得非常清秀，治療了一年卻沒有見到效果，他那個病情，幾乎沒有好轉的可能。還有一位患情緒障礙的女孩子，非常美麗，感情上受了創傷，發起病來不是追逐異性，就是不停地折騰、吵鬧，把所有的東西都丟得亂七八糟，還唱歌，好聽得讓人辛酸，她那個病也是很難治的……魯迅先生說：所謂悲劇，就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撕毀了給你看——精神疾病就這麼摧毀一個人的，讓人痛惜。”
清貧讓他最終選擇了放棄
“如果不是過於清貧，也許我仍不會離開醫院。”姜永昌說，“其實，我早就有離開醫院的想法，但反覆考慮，總覺得只要堅持下去就會取得成功。但到後來，經濟上實在熬不下去了……”
1999年，姜永昌剛進醫院的時候，每月的基本工資是1200元，獎金300～400元。2004年離開醫院之前，他的工資升爲1500元，獎金通常只有600～700元。“我是從外地到北京工作的醫生。這樣的工資水平，在北京連養活自己都緊張，更別說買房子和謀求發展了。”姜永昌剛離開醫院到了一家外企，工資馬上就翻了一倍。
他說，精神科的醫生中50%的人最終會選擇離開，“走掉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原本想在這個崗位上做出一番成績的人，但以目前的經濟狀況，大部分人都堅持不了多久。”他告訴記者，在同班的30位同學中，目前只剩七八個人還在做精神科醫生。
“毋庸諱言，如果說其他醫院個別醫生通過開高價藥可以得到一些灰色收入的話，那麼精神科醫生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首先，精神疾病用藥很有限，醫生可以選擇的餘地很小。其次，在精神病專科醫院，一般也沒有什麼大型的檢查，沒有CT、核磁，也沒有什麼大型的介入治療，醫院的檢查至多就是給病人查查血常規、心電圖。”
姜永昌說：“其實，精神科醫生的技術含量是很高的，因爲需要面對的是精神疾患，這就要求他們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在國外，精神科醫生的收入和企業白領相比，則會高出5～10倍。但在我國，精神科醫生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卻與對他的要求不成比例，精神科醫生在門診看病，收的也是幾元錢的掛號費。”
別讓精神疾病失去“對手”
“回想那5年，每天都感到壓抑而無望。離開了醫院後好像重新回到陽光和藍天下。但有時想起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我又覺得愧疚，因爲我不能給他們更多的救治……”姜永昌先生坦誠的言談，將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白無遺。
記者不禁想起今年5月份在長沙召開的“中國醫師協會惠氏杯傑出精神科醫師獎”頒獎大會上，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精神衛生中心臧德馨教授那憂心忡忡的呼籲：“如果不盡快提高我國精神科醫生的待遇，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立法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最終的結果必將是精神科醫生的大量流失，必將是精神疾病因爲失去‘對手’而給國家帶來沉重的負擔和不可想象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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