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難的時候，龍迪曾做過噩夢，夢見4歲的女兒遭遇了性侵犯。
那時，她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課題極其敏感——“華人家庭面對兒童性侵犯的家庭經驗”。在多次接觸具體案例之後，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兒童及其家人的苦難，給龍迪帶來了巨大的情緒衝擊。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始終處於“一種深深的幻滅感”中。走在路上或者在課堂上，經常會莫名其妙地流淚，整理採訪錄音時，聽到一點點當時的工作失誤，就會產生強烈的內疚感；她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失眠和厭食症狀，噩夢不斷。
曾有人勸龍迪：“這樣的課題，很多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都無法掌控，你又何必自討苦吃？把中文媒體的相關報道拿出來分析一下，就可以寫論文畢業。”
但她還是決定“直面苦難”。到香港攻讀博士學位之前，這個外表看上去柔弱的女性，在一家中央級媒體的心理熱線擔任過7年督導，先後有20多個未成年人向她傾訴過自己曾經遭遇過的性侵犯。“面對一個個像你我一樣有血有肉的個體，我實在無法用那些冰冷的鉛字和數字來闡釋生命。”她說。
從2003年到2005年，兩年多的時間裏，龍迪深入事件現場，對6個遭受性侵犯的女孩及其家庭進行了跟蹤研究。隨後，她撰寫了35萬字的題爲《性之恥，還是傷之痛》的博士論文，並於2007年5月結集出版。據稱，該書是中國內地第一部關於兒童性侵犯的社會工作研究文本。其一經面世，便受到政府相關部門和學界的關注。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讓人們瞭解受害兒童和家人的真實生活狀態，更有效地協助他們面對和處理心理創傷。”龍迪推了推鼻樑上的黑框眼鏡，鏡片後投射出的目光極爲嚴肅。
在悲劇發生後，人們更多的是對施暴者的譴責，卻忘了真正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和他們的家人。
如今，只要打開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門戶網站，就會發現，兒童性侵犯已是當下國內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龍迪曾做過一段時間的統計，在國內某個最具影響力的門戶網站中，每天至少有一則相關的新聞報道。
儘管中國內地至今仍沒有一個翔實的統計數字。但僅據全國婦聯來信來訪的數據顯示，全國各地投訴“兒童性侵犯”的個案，1997年下半年爲135件，1998年爲2948件，1999年爲3619件，2000年爲3081件。
2000年12月，全國婦聯對中國北方一所城市中學的全部高中女生，就有關兒童時期遭受性侵犯經歷進行了不記名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985名女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16歲以前曾經歷過至少一次一種或多種性侵犯，其中年齡最小的僅爲4歲。並且，隨着年齡的增長，兒童性侵犯的發生呈上升趨勢。
然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通過媒體曝光及向有關部門舉報的兒童性侵犯個案，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受害者選擇了忍氣吞聲，多數公衆對這一話題也諱莫如深。
在這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一箇中國學者從香港來內地進行兒童性侵犯研究，尋找一個願意參與研究的受害家庭，其難度可想而知。
爲了找到參與研究的家庭，龍迪動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脈資源—媒體、國內心理輔導專業人員、反對家庭暴力專家、《中國兒童發展綱要》專家組成員、中國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全國婦聯、與兒童婦女專題相關的國際基金會駐華辦事處、公安部和地方刑警等，但最後回饋的信息都令人失望：尋找願意參加本研究的兒童性侵犯受害者家庭，猶如“大海撈針”。
龍迪仍做着不懈的努力。她專程從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兩個最有影響的“助人熱線”開辦有關兒童性侵犯的講座，並在報紙上撰文，希望有相關案例的當事人與她聯繫，爲她提供合適的研究樣本。
但結果都讓她極爲失望。文章刊出後，在近一個月時間裏，僅有三人與她聯繫過，還並不是她所尋找的受害家庭，而是想借助龍迪的“資源”進行研究的同行。
龍迪曾與內地一個女兒遭受老師性侵犯的家庭保持着長期的通信聯繫。但就在此時，那位受害女孩的母親突然中斷了與她的聯繫，原因是，這位母親在過去一年的抗訴過程中，屢遭傷害和失敗，因而懷疑龍迪“別有用心”。
“找他們都那麼困難，那麼，平時還有誰會關心他們的命運？”龍迪說。目前，中國還沒有專門的機構，能夠爲遭受性侵犯的兒童及家庭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就連辦類似案件的警察，都被同行們取笑爲“刷漿糊的”，意爲毫無難度的工作。
然而這項工作的實際操作難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國外以往30多年的研究表明，在兒童遭受性侵犯之後，雖然可以通過法律懲罰侵犯者，媒體的公開報道也能推動公衆給予受害者道義上的支持和一定的經濟援助，但如果未能及時對孩子及其家人進行專業的心理治療和幫助，多數受害者將會一輩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帶來的陰影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