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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中午，邵琴(化名)、畢生(化名)等6名艾滋病患者，聚集在北京站廣場前馬路中央，拉起橫幅——“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立時引發交通堵塞。
這6名艾滋患者來自江蘇銅山縣，10年前，他們或她們的配偶因病在當地醫院輸血，感染艾滋。如今他們要爲自己的權益討說法。
銅山縣衛生局局長祖桂蘭與他們同日抵京。面對這些艾滋患者，祖桂蘭也有苦衷。她說，邵琴等人受染是在國家頒佈《獻血法》之前，“屬於歷史遺留社會問題。”
銅山縣政府在今年6月20日，出臺了相關補償辦法，但是距離艾滋患者的要求相距甚遠。在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時，邵琴等人和銅山縣政府發生巨大分歧。
10年前活躍艾滋輸血隊
30多歲的邵琴是6人中嗓門最大的，7月15日，崇文門附近的地下小旅館內，邵琴在講述自己的經歷，不時被老鄉提醒“小聲點兒”，擔心旅館老闆得知他們是艾滋病感染者，不讓住店。
2004年，邵琴丈夫在徐州礦物局醫院查出感染艾滋，她纔想起8年前的那次輸血。
當時，邵琴丈夫賭氣喝農藥，被送進太山鎮衛生院。洗胃後，衛生院醫生要求給其輸血。
邵琴稱，當年大許醫院對面平房內住着一個輸血隊。平日，他們等生意時就坐在醫院門口的臺階上，有時遇到需要輸血的病人，醫生直接到門口喊“有人要輸血”。
“一個乾瘦，一個虛胖。”邵琴清楚記得，醫生一個電話後，兩個賣血的男子很快趕到醫院。未做相關檢測，醫生就將他們的血輸入邵琴丈夫體內。邵琴事後得知，勸她輸血的醫生從中得了50塊錢的“介紹費”。
陳強(化名)的妻子和張霞(化名)所輸入的血也都是這支輸血隊提供，在隨後幾年，他們各自發現感染了艾滋。
“這支輸血隊給五六家醫院供血。”7月16日晚，時任吳橋衛生院院長的陳洪說，除該院外，他們還負責給附近的吳橋、單集等五六家醫院的用血。這些醫院的院長和醫生都知道輸血隊隊長趙士正的電話。
銅山縣信訪局副局長趙永稱，目前銅山縣發現的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數爲一二十人。其中一些醫院的醫生和鎮裏公務員的親屬也成爲受害者。
輸血隊隊長趙士正也因感染艾滋病，於2000年死亡。這支30多人的輸血隊也死的死，散的散。
法院不受理涉艾案件
邵琴的丈夫在確診艾滋病後僅僅3個月，就離開了人世。而後，邵琴多次去大許鎮太山衛生院理論，要求賠償，併發生過沖突。
2006年8月，太山衛生院與邵琴簽訂《協議書》，衛生院同意一次性付給邵琴10萬元補償，分期付清。對於這份協議書，邵琴雖然簽了字，但她並不滿意。“當時太缺錢了。丈夫看病就花了8萬多，自己被感染隨時都會發病。”
陳強說，目前，銅山縣因輸血感染艾滋病死亡的人數已達到10多個，更多的感染者都開始發病，他們拖着虛弱的身子開始維權，找醫院，找法院，找政府。在追責中，他們遭遇到自身難以抗爭的困難。
銅山縣柳泉鎮的村民畢生(化名)的妻子也是因輸血感染了艾滋病，2006年，他將柳泉鎮衛生院起訴到銅山縣人民法院。
案子審理到一半，法院就通知他不再審理了。對此，一份《銅山法院關於審理艾滋病案件情況的緊急反映報告》中稱，“根據上級精神：涉及艾滋病的案件法院不再予以立案，已立案的也不再審理，通過政府專項基金解決”。
2006年7月，在銅山縣衛生局、銅山法院、柳泉鎮政府協調下，畢生與柳泉鎮衛生院簽訂《協議書》，柳泉鎮衛生院補償7萬元，分期付清。《協議書》中特別規定，畢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上訪，不得參與其他病員的任何活動，不再起訴該衛生院，否則拒付其他應付款項。
“艾滋不是外國纔有”
“這些患者都是歷史原因造成的。”7月15日，銅山縣衛生局局長祖桂蘭說，當時衛生條件有限，銅山縣裏沒有血站。血站設在徐州市，且資源緊缺，距離銅山縣各鎮的醫院較遠，遇到危重病人時，調血困難。“當時，《獻血法》也未頒佈，這些都是客觀情況。”
銅山縣信訪局副局長趙永稱，醫生肯定不會故意害患者的，大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則。只是對血液衛生的認識很少。
曾多年擔任衛生院院長的陳洪坦言，當年醫院根本無意識去對血液進行檢測。如果病人出現緊急情況，家屬不願意輸血或者病人需要血液特別多的情況下，醫院不得不買血。那時對賣血的人，上級也沒有要求要健康證，“各家醫院都是驗個血型就可以了。”
陳洪說當時醫生對艾滋的認識也不深刻。他雖然在80年代就聽說了這個病，但直到1998年以後，銅山縣發現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後，他纔開始對艾滋病有了較爲理性的認識。
而羣衆對血液衛生的認識更少。目前這些感染艾滋病的農民，在1994年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何爲艾滋病，第一次聽說“艾滋病”這3個字基本都是在2000年以後。
畢生說，他第一次聽到這3個字是在電視裏，但根本不關心，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病。邵琴曾認爲，艾滋病是遙不可及的，自己被感染後，才知道“艾滋原來不是外國纔有的病”。
祖桂蘭說，從1998年以後，銅山縣各醫院都嚴格遵守《獻血法》的規定，統一使用徐州市血站的血液，醫院私自採血情況才被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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