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全國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第三次現場會議上表示，要加快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改變“以藥養醫”的局面，從根本上規範藥品採購和用藥行爲。這是自十七大報告中提出“醫藥分開”的戰略發展方向之後，更爲明確的指導思路。據悉，被期待已久的醫改方案大框架已經基本完成，目前還有八大配套措施仍在擬定中。其中引起專家學者們爭論最多的內容，就在於醫藥分開的操作和實施方略。對此，不少專家就自己的研究領域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觀點。
充分發揮醫療衛生公益性
中華醫學會會長鍾南山院士針對目前醫療體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認爲，前段時間有報告說我國的醫改基本不成功，不等於全盤否定近20年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他同時強調指出醫療體制要順應醫療模式的轉換和發展。他提出，醫學發展的方向是早期預測，早期預防，早期干預；要增加對疾病早防、早診、早治研究的投入，加強與臨牀結合的應用基礎研究。
鍾南山說，醫學的發展方向是前移，即預防，而不是等到疾病發生以後的治療。目前，雖然大部分大醫院都是國家的，但吃飯基本還得靠自己。政府投入很少，這樣就不可避免醫院的公益性會淡化。很多醫院，以前是分工合作，現在是以競爭爲主。同時，我國對公共衛生財政投入不足，不能適應模式變化；醫學人文精神也大大削弱，有些醫生對患者極不負責任。這都不能適應目前的醫療模式。
關於如何發揮醫療衛生的公益性，鍾南山認爲要注意三點，一是要做到人人享有醫療衛生保健；第二是要有一個服務體系，保證服務的質量；第三是對早防早診早治要有措施和加大投入。國家加大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起碼要向世界上的中等國家看齊。
四大原因導致“看病難、看病貴”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年上半年進行的全國抽樣調查結果，在17個社會關注的熱點社會問題中，“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位居首位，排在就業失業問題，收入差過大、貧富分化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等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在分析“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與醫藥分開”時指出，“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在於藥價虛高導致看病貴，而看病貴又加劇了看病難。另一方面，相對於中國13億人口，目前的醫療衛生機構的嚴重缺乏也造成了看病難、排隊等候的現象嚴重，再度引起看病難。
數據顯示，在我國門診與住院病人的醫療費用中，藥費佔的比重很大。在1990年，分別爲67%%和55%左右；到了2005年，分別是52%和43%%左右。如果藥品價格下降10%，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的醫療費用就能降低5%%和4%%。而目前藥費所佔的比重較高，有合理的成分，也有藥價虛高等原因。
由看病貴引起的看病難主要發生在城鄉低收入羣體中。2003年國家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顯示，2003年全國平均就診率比1998年下降了18.4%%(城市下降27.1%%，農村下降15.4%%)，患者中去醫療機構就診的佔51.1%%，自我醫療佔35.1%%，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的佔13.1%%。患者未就診比例爲48.9%%(城市爲57.0%%，農村爲45.8%%)。而“看病貴”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羣的影響更爲嚴重。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的門診患者中，38.2%%是由於經濟困難；應該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0%%是由於經濟困難。城鄉低收入人羣應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達到了41%%，遠高於一般收入人羣。
醫療機構缺乏，主要發生在廣大的農村地區。2003年國家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顯示，農村住戶離最近的醫療點距離不足1公里的比例僅爲61.1%%，比城市低20.7%%；4.8%%的住戶離最近的醫療衛生機構的距離超過5公里；34.1%%的住戶離最近的醫療衛生機構的距離在1公里至5公里之間。數據還顯示，1985—2002年，設置村衛生室的村佔行政村的比例從87.4%%下降到74.1%%。
醫院看病時的“排隊等待”現象也造成看病難，這主要發生在城市。由於缺乏“社區醫院首診制度”、“大醫院和社區衛生機構雙向轉診”，以及實行醫保“定點醫院”制度，醫療價格中缺少能夠體現醫生醫療水平的價值體系等多種原因，使得廣大城市居民，不管大病、小病，都涌向了大醫院。
來自衛生部的統計報告指出，2005年全國的衛生總費用是8600億元，其中，政府預算衛生支出佔17%左右，與2000年相比有所增加，2000年爲15%左右。但無論與1980年相比，還是與1990年比，其比重都有較大幅度下降，1980年的比重大致爲36%，1990年的比重大致爲25%。從醫院的情況看，政府投入與醫院的支出缺口很大。
目前，對於醫改，來自衛生部門的說法是：採取“一個結合，三個分離，三項改革聯動”的措施。其中，“一個結合”就是把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配置資源結合起來；“三個分離”就是公益性醫院和營利性醫院分離，逐步實行醫藥分離以及管辦分離；“三個改革聯動”就是醫療改革、藥品流通改革和醫療保險三項改革聯動。
“醫藥分開”能否走醫保之路
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兼祕書長熊先軍認爲，要進行醫藥分開，首先應明確長期以來醫藥分不開的根本原因，再建立相應的醫保制度和法規促成醫藥的分開。熊先軍認爲，徹底改變“以藥養醫”的局面，要看到其深層次的原因，其中要明確一些基本概念。比如，“醫藥分家”，指的是將醫院藥房從醫院中獨立出來，其背後實際上是要實行“醫藥分業”，因爲醫療服務和提供藥品是兩個不同行業的職能，同時，中間最關鍵的是要涉及到“醫藥分權”，即醫生的處方權和藥師的配藥權實行分離的制度。在更大的領域裏分析，最根本的還是“醫藥分利”的問題，是醫生的醫療技術服務收益與藥品銷售收益的根本分開。站在更高的政府管理層面上看，則是“醫藥分管”的內容，是對醫療技術服務的監督管理與對藥品生產流通的監督管理分開。我國目前提出的“醫藥分開”就是基於現有的醫藥經濟政策，特別是“以藥養醫”的政策而提出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醫藥分家，重點在於醫藥分利。
熊先軍建議，在政府的資源投入方向上由供方轉向需方，以完善醫保就醫的方式促成對醫療系統的資金補充；其次，打破政府辦醫的壟斷模式，積極開展社會參與辦醫療機構，由市場對醫藥不足進行補充；第三，改革現有的人事管理制度，醫療系統由編制制度轉向自由執業；第四，積極改革定價制度，由政府按項目定價轉向醫療保險與醫生和醫療機構的多元協商定價，完成市場供需關係的根本建立，既保證了基本醫療的實施，又能開拓出更多層面的醫療服務體系，形成社會主義醫療事業的多元化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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