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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掰着手指頭在算，他們的生命幾乎快到“盡頭”了。因爲他所在村子的部分村民在1985年至1994年，因爲賣血而先後患上艾滋病。有專家告訴他們，艾滋病的潛伏期是2到10年。那麼，即使按照患病的最後期限1994年計算，至今已經11年了。
“我最理解你們，生命對人來說是最可貴的，有多少錢都換不來……”吉林省人大代表吉林市政府法律顧問修保律師坐在炕頭上拉着旁邊一個老人的手說着，身邊記錄的程建航律師不停地甩滴落在記錄紙上的淚珠，鋼筆做的記錄一片片地變得模糊。50多人的屋裏哭成一片，無論是男人、女人，也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他們都是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農民。正因爲修保律師的介入，本打算採用過激手段報復社會的這些艾滋病患者冷靜下來，他們將採用正常的法律手段維權。
搜登站鎮距吉林省吉林市城區不到1個小時的車程，這裏三面環山，從吉林市向南的巴士行駛在皚皚白雪上，在山溝裏一顛一簸。
老朱早早地等候在車站，記者剛下車，他已經笑臉迎了過來。老朱不是艾滋病患者，但他是附近幾個村裏艾滋病感染者的代表。10年前獻血時，他雖然沒有被傳染艾滋病，卻感染上了丙肝。
作爲村裏的文化人，身負艾滋病感染者的希望，老朱這幾年從沒停下上訪維權的腳步，多年的勞累和疾病的折磨讓他臉上佈滿皺紋，白髮滿鬢。最近，他正在積極和律師聯繫，準備再次通過法律手段維權。
零下24度的氣溫凍得頭髮一縷一縷地耷拉着，重重的哈氣呼出來擋住了視線。在這種低溫下，高山大地間一片白雪茫茫，彷彿進入了童話般的世界，一塵不染，銀裝素裹。
人見人怕的二道溝村就在這樣的童話世界裏。
老朱家的房子還是生產隊時期蓋的，房頂的五星標誌格外顯著，房門的旁邊有兩塊牌子，大牌子上寫着“吉林市船營區松花江家園”，小牌子寫着“紅樹林之家”。
老朱說小牌子是北京防艾協會“紅樹林”組織送的牌子。然後66名感染艾滋病的村民自發成立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園，地點就在老朱的家。這裏也就成了二道溝村以及鄰村聞名的艾滋病患者活動、聚會的場所，於是就有了大牌子的來歷。
記者推門進屋時，不到20平米的小屋內擠滿了人，大概有20名艾滋病患者圍坐在屋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挺大的炕上也是或坐或躺擠滿了人，還有一些人站在屋裏。後來又有人陸陸續續進屋，大家互相打着招呼。
老朱點上一根菸，手一揮，示意大家安靜，擰着眉頭深吸了一口煙說：“從哪兒說起呢？”
2001年時，在二道溝村裏，有兩三個人得了一種“怪病”。
“村裏有人身體發虛乏力，低燒，莫名奇妙地消瘦，臉上出現皰疹，還以爲是肝炎。”老朱說，“當時病人去醫院檢查，醫院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麼病。”
其後又有人病發身亡，有人去吉林市防疫站查病，醫護人員看見其胳膊上針眼很多，便猜測他賣過血，於是對他進行HIV檢測，結果呈陽性，這時候病人才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艾滋病。
直到二道溝村裏陸續死掉10餘名青壯年，鄰村也有類似的病情發生，並且同樣許多人相繼死去，二道溝村的村民才得知那些人是因爲患了艾滋病撒手人寰。這是村民們第一次有了“艾滋病”這個概念。
2003年6月22日，老朱兒子的姨丈突然發病，去醫院檢查出艾滋病。他問醫生自己爲何感染上艾滋病，醫生推測可能是賣血所致。老朱當時在場，心想全村有半數以上的人都賣過血，如果是賣血所致，豈不是很多人都要感染。於是老朱便把心中的疑問向醫院全盤托出。
隨後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就在村裏進行大規模普查。據老朱回憶，2003年7月4日拿來化驗結果，當時二道溝村，還有鄰村總共化驗了104個人，其中大概有26個感染了艾滋病，還有將近90個人感染了丙肝。
當村民拿到化驗結果後，全村引起極大地恐慌。“大家都知道這是要人命的病，像是被判死刑，但又不像死刑。染病之後，心想沒幾天可活了，但是卻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死。”老朱說這些的時候，扭頭看了看圍坐在旁邊的村民。這時候許多人眼窩溼潤，盯着空洞的前方發呆。
經歷了兩個多月的過渡期後，許多村民從恐懼中走了出來，開始思索是什麼原因導致自己身染絕症。隨着染病者從困惑走向清醒，一起長達10年的血站違規採血事件也逐漸浮出水面。
事件始於1985年10月，搜登站鎮經吉林省衛生廳批准，由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和搜登站鎮衛生院聯手建立了一家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搜登站鎮獻血站。據瞭解，血站所採集的血液主要用做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生產血漿蛋白以及相關血液製品。
搜登站鎮和大綏河鎮的村莊多在山腳下，由於地理位置所致，山下的土地貧瘠，並且地少人多，當地村民生活極度貧困。
據村民回憶，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在成立搜登站鎮血站時，曾去過周圍的村調查村內生產水平及人均生活水平，在瞭解鎮內普遍生活收入低下的情況下，建成了血站。獻血(也就是賣血)果然成爲村民謀生的第二大手段。
村裏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獻血熱潮，上至60多歲的老人，下至20歲左右的小夥子。殊不知這時病魔已經離自己越來越近。
根據一份原搜登站鎮獻血站員工出示的證據材料證實：“1985年血漿站開始試採，1986年1月1日正式成立採漿站。在採漿過程中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由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提供。而且用於抽輸血的醫療器材都在循環使用。”
另一份材料證實：“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爲搜登站鎮血站培訓工作人員，然後由這幾名工作人員代培實習人員。1994年初，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收購了大批的血漿出口質量不合格，並發現大量的甲肝、丙肝，血站在同年3月8日被關閉。”
“血站建站以來，從來沒有進行過HIV檢測。”二道溝村患病村民說，“血站用過的抽血針頭就放在鍋裏蒸一下，甚至只放在一個大槽裏消一下毒，然後就再給別人使用。我們不光被抽血，而且還被輸血，每次抽400cc，提取200cc的血漿，剩餘的對上鹽水再給我們輸回來。”
但是關於艾滋病病毒來源的問題，因爲採漿站早已被取締，村民也只能猜測。
記者趕到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時，門口的保安在得知記者的來意後，稱領導都不在。記者隨即撥通了辦公室主任柴子奇的電話，在2003年時他曾經接待過老朱。柴子奇說自己不熟悉當時的情況，說着說着以聲音太小爲由掛斷了電話。隨後記者又連續四遍撥了柴子奇的電話，得到的結果不是“正在通話中”，就是無人接聽。
事件發生後，吉林省高層相當重視。據老朱說，吉林市以及搜登站鎮政府爲那些染病村民實施了救助措施。
一、給予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650元／年；二、對於發病的艾滋病人免費提供三種用藥，對於艾滋病感染者給予120元／月的藥補；三、其子女享受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四、免交農業稅。
“生活保障金根本不夠保障生活，昂貴的醫藥費讓我們根本看不起病。”提到這個，染病村民滿腹怨言。於是，衆村民想到了用法律手段索賠。
2003年8月，68名艾滋病感染者，起訴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搜登站鎮衛生院以及永吉縣衛生局，每人索賠40萬元。2003年12月8日，經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令管轄決定，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這起案件。
修保律師是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顧問。在2004年4月份時，修保受政府委託，爲患病村民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
“這個案子調查取證特別難，在十年的時間裏，時過境遷，況且搜登站鎮血站早已被取締，很難找到直接證據。”修保在辦公室裏對記者說。
2004年5月份，老朱等68名染病村民，終於等來了開庭通知。船營區法院通知老朱，法院將在2004年5月28日到6月1日連續3天公開開庭審理。
“因爲這事，我高興了好幾天。”老朱說。後來老朱去理髮，心想開庭時精神一些，“我正在剃頭的時候，手機響了，一看是蒲海東庭長來的電話。”
蒲海東是吉林市船營區民一庭的庭長，也是該案的合議庭庭長，蒲海東告訴老朱由於證人問題，所以開庭時間向後延期。
後來，政府以社會定向捐贈的方式準備捐給68名患病者每人4萬元，建議原告撤訴，走和解程序。老朱代表患病者和修保律師一再商量，認爲這是目前最好的結果。於是在2004年9月7日，搜登站鎮的27中學裏，雙方簽字蓋章，這起2004年的68名艾滋病患者索賠案以原告撤訴告終。
老朱家的大鐘敲滿11下，老朱也掐滅了第三根菸，不到20平米的屋內煙霧瀰漫，男的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煙，女的在互相給對方梳頭，嘮嗑兒。
有關專家告訴過村民，一般艾滋病的潛伏期是2-10年。老朱掰着手指頭算了一下，就算1994年血站被取締時村民染上艾滋病毒，到現在也有11年了，正是艾滋病的發病高峯期。
“一發病的話，全身都會疼。”染病的老張告訴記者。抽菸會緩解一定的焦慮，記者發現很多患病婦女也在不停地吸菸。
老朱的愛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屋內窗臺的一角堆着許多吊瓶。在老朱家旁邊的劉麗家，記者也見到了同樣的情景，輸液瓶和針頭堆滿屋角。因爲要治病，劉麗已經把房子賣了出去，現在和不是艾滋病的丈夫以及11歲的女兒相依爲命，想想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發病，劉麗就忍不住流淚。
據老朱介紹，現在村裏發病的有10個左右，今年死亡一例。每逢一個人發病離世，村裏存活的感染者就會感到莫名地恐懼。當有人死亡的惡耗傳來時，患病的村民會變得歇斯底里，開始瘋狂地吃藥，直至自己的身體無異狀出現，心情纔會逐漸平靜。
大綏河鎮志新村，這裏有患病者13人，目前鎮裏年齡最小的和發病最嚴重的都在這個村裏。在老朱的指引下，記者來到了病重的62歲老人牛長麗家中，牛老10月份時臥牀不起，到現在每天打針，打吊瓶，躺在炕上不能說話，身體浮腫，嘴脣破裂，甚至連意識都不清醒。
就在記者詢問牛老病情時，她的手拿着一塊抹布，在不停地擦炕邊，她的兒子嘆氣說：“她這是疼呢，連被子邊上的棉花都扯碎了，沒辦法，等死呢！”
艾滋病感染者在自身的痛苦之外，還在影響着周圍的人。村裏染病者家的子女全部面臨着找不到對象的尷尬。“我的孩子老大不小了，至今找不到願意結婚的對象。”老朱說。二道溝村裏因賣血感染年齡最小的今年32歲，至今未婚，老朱提起時就不斷嘆氣，說這孩子註定要打一輩子光棍。
在一間破舊的土茅草屋裏，記者看到了整個吉林地區年齡最小的感染者。年僅9歲的小男孩唐唐正在裏屋的炕上玩麻將牌，他是由他的母親通過母嬰傳播感染上的，他的母親張明霞年僅33歲，臉上已經起滿了皰疹，生唐唐的時候她還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外界的歧視讓患病者更加痛不欲生。在2003年大普查之後，不幸染病者逐漸感受到了村內村外的歧視。一位二道溝村的村民說：“打那以後，出去賣菜都不能說是二道溝村的，甚至不能說是搜登站鎮的。否則，沒人敢買。”
日前，老朱他們已經聯繫好律師，想繼續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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