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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來自天津的馮先生從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臟專科醫院出院，在輾轉幾個省市數家醫院之後，他的手術取得了成功。同病房的病友都來表示祝賀，並期待和他一樣好運。
就在這一天，衛生部部長高強在“2006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提出，各地都應選擇部分公立綜合醫院作爲試點，建立平價醫院或平價藥房。
隨後的幾天，各地平價醫院紛紛上馬，大抵承諾免收掛號費、常規藥品降價10%-30%。
馮在最近的一個月裏，已經花費了近10萬元。他的病友們也作好了花費這麼多的準備。他們不知道，這個“平價醫院”的概念，是否、多久以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惠及自身。
“這更像是一場做秀表演，”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務工作者說，“如果醫藥分家，幾乎所有醫院的藥品價格都能降價30%以上，而掛號費收入對於醫院來說更是微乎其微。”
醫療價格主要由藥品、醫用耗材、醫護人員工資、醫院管理費用四部分組成，其中藥品和醫用耗材又佔去了絕大部分。
如果不能從制度上根本打破“廠家-批發商-醫藥公司-零售商-醫院-醫生”的利益鏈，借平價醫院解決醫療暴利的美好願望難免不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醫療價格其實就是一本良心賬”，醫務工作者張某如此評價醫療暴利。
就職於天津某著名三級甲等醫院檢查科室的張某向《財經時報》記者透露，來他科室做檢查的許多患者都持有門診大夫開具的一查到底的“大檢查單”，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其中有許多沒必要的檢查，這是行業潛規則，誰也不會點破，更何況檢查科室的獎金收入還要仰仗門診大夫們的“大手筆”。
而相對於動輒數萬元的醫療耗材，成百上千的檢查費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上個月，馮先生先後接受了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和心臟搭橋手術，共花費95937.64元，其中僅醫用耗材就高達57000多元，佔全部費用的59.7%住院清單顯示，僅一支進口美敦力冠狀動脈支架就高達14200多元，再加上配套的球囊、動脈鞘、導絲等耗材，一套下來要近3萬元。而一位醫療器械經銷人員向記者透露，這一套耗材的出廠價格還不到1萬元。
當然，這其中的暴利並不是由醫療器械公司獨吞，其中50%以上是給醫院和醫生的回扣。
今年8月，內蒙古的李先生因冠心病住院，經臨牀診斷，需進行支架介入治療，由於手術難度較大，醫院特地從北大醫院邀請專家出診。
所邀專家欣然出診，隨行的還有一名揹着全套器械的醫藥代表。醫院只付給專家2000元的專家費，而機票、食宿等費用則全部由醫療器械公司承擔。
據該醫院的工作人員透露，心臟介入治療是一種高耗材手術，如果外請專家，一般都會有醫藥代表隨行，至於是哪家公司則要看誰給的回扣更多、和專家關係更好。
據張某介紹，相對於藥品來說，耗材的使用是醫生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判定，很難監管，用多用少全憑良心，因爲有高額回扣，一些醫生會在可用可不用的情況使用。例如，一名冠狀動脈狹窄患者，在內蒙就診時被告知需要植入6個支架，在北京複診時，只用兩個支架就解決了問題。
“儘管衛生部對此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幾乎100%的醫療機構仍在實行這樣的辦法，從而導致亂收費、重複收費、大處方、重複檢查等等問題氾濫。哈醫大二附院在衛生部開展醫院管理年中出現這樣的問題，絕非偶然。”2005年12月12日，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王東生，在“2005中國醫療機構改革·首屆醫院品牌與發展論壇”上，針對哈爾濱550萬天價醫藥費事件如是說。
王東生所說的“明確規定”是指“堅決廢止各科室獨立覈算、承包，醫療收入與醫務人員收入掛鉤的做法”。
而現實情況是，醫院集體抵制了衛生部的這條規定。
“就拿我們醫院來說，獎金部分由醫院返點——科室當月醫療總收入減去設備折舊和耗材再乘以一個百分點，再由科室分配到個人。而獎金收入往往要高於工資部分，熱門科室更是高出數倍。”張某告訴記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大夫多開藥、多開檢查不僅關係到個人收入還關係到整個科室的收入，時間長了，即使個人覺悟再高，也難免不被同化。”
在馮先生提供的住院清單上，記者就看到了不少重複檢查。清單顯示，住院的15天期間，馮先生共做了2次“生化全套”和8次“血氣分析+生化指標”，而這兩種打包檢查中，“血糖”和“總鈣”檢測都包含其中；而“血氣分析+生化指標”中的“快速血氣分析”又出現在“肺全套”中。
雖然清單上清楚地標明瞭“全套檢查”中每一單項檢查的費用，但這些檢查卻從未單獨出現。
馮先生患有冠心病多年，長期服用阿司匹林，可從去年開始，他在醫院中就很難再開到阿司匹林了。
醫生向他推薦了一種新藥物——巴米爾，並告訴他，這種藥完全能替代阿司匹林。
後來一位學醫的朋友告訴馮先生，“巴米爾”其實就是單一成分的“阿司匹林”，只不過換了一個名字售價就翻了20多倍。
目前，中國新藥的審批條件是，只要符合安全、有效的標準就有可能獲得批准，有沒有優勢和特點並不在審批考慮的範圍內，這使得每年都會有大量仿、改制品種新藥上市。
一種藥品一旦失去盈利空間，就會立即退出市場，取而代之的將是成分相差無幾，但價格卻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改制藥品。
“在成分幾乎相同的藥品之間，醫生們更願意選擇利潤高、回扣高的藥品，這也就是爲什麼越貴的藥賣得越好的原因。”張某一語道破了藥價虛高的玄機。
藥價虛高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是醫生、醫院，林林總總的藥品監督機構、上級主管單位，無不裹挾其中。
從2000年開始，中國大多數地區開始實現藥品集中招標採購，但幾年下來，藥品價格卻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高增長持續攀升。
不久前，福建省曝出集中招標藥品價格超過市場零售價63倍的荒唐事件。
“出現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張某告訴記者，“在集中招標以前，公關費用只限於院長、科主任、醫生、藥房等幾個環節，而集中招標後更多了像招標公司這樣的中間環節，這部分費用只有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在中國醫療界一個現實的矛盾是，一方面藥費和醫用耗材奇高，另一方面醫務人員收入偏低。
在馮先生的住院清單手術費一欄上標明，“冠狀動脈搭橋術”——這個需要十幾名醫護人員共同奮戰五六個小時才能完成的大型外科手術，手術費只有2200元，還不到全部住院費用的1/20。
而在美國，醫護人員的勞務價值要佔到醫療價格50%以上。
不僅是收入低，以往被尊稱爲白衣天使的醫護人員社會地位也在下降。
“這些年醫患關係越來越緊張，去年我們醫院就發生了好幾起患者家屬毆打醫護人員的事件。實習醫生參加工作的第一課往往是如何避免醫療糾紛。”張某很是無奈，“醫療弊端是整個行業出現的問題，而患者往往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環環相扣的醫療價格黑洞是體制的黑洞，而這僅靠平價醫院是無法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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