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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個用回扣捐助失學兒童的‘李存田’，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下稱‘安醫大附院’)主任醫師，急診內科。”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張醫生終於開口。
張醫生身材瘦小，嗓音洪亮，語速極快。說話時他從袋子裏抓出一疊信封，信封裏面裝着數額不等的回扣款。
早在3年前，2003年3月的一個傍晚，張醫生就收到了裝有回扣的第一個信封。然後，他以“李存田”的名義，將所收回扣捐給了安徽省婦聯，以幫助安徽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即將失學、輟學的兒童完成9年義務教育。張說，在收回扣時，他就決定全部捐作善款。
3年來張醫生守口如瓶，不願暴露真實身份，以致安徽省婦聯對“李存田”幾乎一無所知，被捐助的學生要寫信感謝他，也只能通過婦聯中轉。
1月9日，安徽省婦聯兒童部一位高姓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李存田”基本上每個月都會來捐款，少則數百，多則數千，3年來捐助貧困失學兒童近百名，金額達4萬多元，“這筆錢不是小數目，但我們從來不知道他究竟是誰？在哪裏上班？錢又從何而來？”
是日，張醫生向記者展示了部分慈善捐助收據，這些單據由安徽省婦聯“春蕾計劃”辦公室所開，每張面額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捐贈人署名“李存田”。
張醫生說，把回扣捐作善款，並不能說明他有多麼高尚，“因爲這些善款本身就不乾淨，都是帶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去喚醒社會的良知。”
張醫生，1955年生於安徽農村，1982年大學畢業，2000年在北京首都醫科大學進修，2004年受聘安醫大附院主任醫師，在醫院裏是救治急診和重症病人較多的專家之一。
1999年以前的張醫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靜而祥和。
但《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卻讓他一下子成爲安醫大附院關注的熱門人物，備受爭議，甚至被人罵爲醫院的“叛徒”。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署名“牛漢”(注：張醫生)的來信，對安醫大附院的醫藥回扣風進行了曝光。
這封標題爲“醫藥回扣爲何屢禁不止”的來信，列舉了安醫大附院種種回扣現象，觸目驚心。比如，“開一張‘內皮素’化驗單，病人交化驗費60元，醫生得回扣18元；開一張‘巨胞病毒抗體’，醫生得回扣21元……”
這封來信被配上言論發表，在全國醫療界引發強烈震動，安醫大附院更是炸開了鍋。當時正值全國評選百佳醫院，安醫大附院作爲參選單位正向全國展播。此文的刊發，當即引起衛生部門高度重視，並派員到該院調查。之後不久，安醫大附院競爭百佳醫院的努力宣告失敗。
此種情勢下的張醫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壓力，處境越發險惡。
“我直接觸及了醫藥回扣各環節——從領導、醫生到藥商的利益，當然招恨。”張醫生說。
事實上，早在1996年，張醫生就開始向紀檢、衛生部門反映安醫大附院的回扣問題，最初主要是反對醫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要求醫院領導改善醫療管理，方便病人就醫。1998年10月，張醫生又向安徽省衛生廳投訴醫德醫風問題，次月又向安徽省監察廳投訴……
但這些舉報信不是沒有下文，就是轉了一圈又回到醫院“自查自糾”，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張醫生投書《人民日報》，引起該報原羣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視，並最終見報。張說，後來捐款時取名“李存田”，就是爲了表達對李有存、許中田(《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這兩位老新聞工作者的敬意。
但安醫大附院並不認爲張醫生當時反映的問題是事實，1999年3月，在醫院的一次工作會議上，該院當時的紀委書記稱，某人向媒體反映的問題，沒有事實根據。
1999年4月，張醫生又將回扣問題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關領導處。之後不久，該省衛生廳兩位負責同志和安徽醫科大學領導分別找張談了話，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問題了，“個人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與此同時，安醫大附院兩位領導也提出要登門拜訪張醫生，被張拒絕。
一來二去，在安醫大附院一些領導眼裏，張醫生簡直就是頭“犟牛”，不知天高地厚，已無藥可救。
不過，幾年的沉潛，加上朋友的點撥，使張醫生“聰明”起來，他精心收集了很多醫藥回扣的證據。張醫生說，他收取回扣，就是爲了收集證據，證明他所在醫院的問題。
在張醫生收集的證據中，他認爲最重要的就是，在收取醫藥回扣的利益鏈條上，醫生並不是“單獨作戰”，醫院作爲組織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醫院內部，存在一個醫藥回扣網絡系統，醫生開了多少藥，有專人統計處方，每個月底都按藥物的種類打印出清單，然後提供給藥商。”張醫生說，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爲藥商發放回扣款提供依據；二是爲藥商送錢提供路徑，以便藥商找到處方醫生“結算”。
張醫生了解這個回扣網絡，最先是從醫藥代表那裏。2002年年初，張醫生給其親屬看病，開了一些處方，但在交費時發現：明明是張醫生開的處方，交費清單上的處方醫生竟變成了“戚德如”。
後經張醫生調查，醫院裏根本就沒有“戚德如”這個人。其後，張醫生開始留心，發現自己所開的每一張處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這是醫院專門編出來對付像我這樣‘不可靠’的醫生的，這些醫生所開處方全部被計入‘戚德如’名下。這樣，藥商就找不到處方醫生，回扣的事也就不會被我們發現了。”
1月8日，張醫生向本報記者展示了其親屬的一張收費單據，這張收費544.8元的單據，上面標有“安醫第一附院門急診藥房配方單”字樣，處方醫生爲“戚德如”。本報記者在該醫院調查時，接受採訪的醫生、護士均表示不知道“戚德如”這個醫生。
事發後，經過和醫院的理論，2003年2月，張醫生所開處方得以恢復真名。次月的一個傍晚，張醫生收到了他的“第一個信封”。
張醫生表示，他是嚴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來開藥的，一個月下來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醫大附院，一般臨牀醫生每月收取的藥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間，狠一點的醫生，一個月超萬元很容易。而醫院極少數掌握藥品進、銷權的人，回扣只能用鉅額來形容”。
1月9日，安醫大附院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他不相信他們醫院有回扣問題，但也不排除個別素質低的醫生會這樣搞，但因無人舉報，也無從查起，“因爲這種事情比較隱蔽，我們也搞不清楚。”
1月16日上午10：38，記者聯繫到安醫大附院院長朱啓星，準備就張醫生反映的問題向他求證，朱說：“我們辦公室現在正在開會，你下午再給我打電話。”從2006年1月16日14：00~18：00，記者撥了10多次朱的辦公室電話，均無人接聽。
安徽地處華東腹地，屬於經濟欠發達省份，戶籍人口6400多萬，農業人口將近5000萬，對於醫藥回扣的憎惡，民間尤甚。2004年4月，當地報紙《合肥晚報》與一家調查公司聯合調查，合肥民衆對醫療行業的滿意度只有19.4%。
同樣出生寒微的張醫生由於工作的原因，曾親眼目睹許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認爲，醫療沉痾，行業不正之風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會大環境的問題，更是體制原因，其中涉及衛生醫療行政管理部門、醫院、藥商、醫保等方面，而醫院和醫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匯點。
從1996年反映醫藥回扣至今，張醫生不斷的投訴、舉報、取證。“有很多次妥協機會，但我都放棄了。作爲醫生，我本該多學醫術，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業中去，但我卻‘不務正業’，走上了一條反對醫藥回扣的路。”
“現在談論值不值還爲時過早，爲了喚醒醫生的良知，讓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壇。”1月9日，張醫生站在安醫大附院急診小區已破舊的房屋外，表情複雜，話語鏗鏘，他頭頂早已稀疏的幾綹頭髮，在深冬寒風的吹拂下，一根根倒豎起來。
此時，在距離合肥1100多公里之遙的北京，國務院一份有關全國醫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徵求意見，將於近期公佈。
這份名爲《關於大力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決定》的文件，提出到2010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其細節張醫生還不瞭解，但一幅醫療改革的縱深畫卷，正在隆隆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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