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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日前發出通知，決定自8月28日起，對青黴素等99種抗微生物藥品的零售價進行調整，共涉及4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價幅度30%，最大降幅76.8%，降價金額爲43億元。這是發改委在今年的第19次藥品降價。記者發現，普及率曾超過90%的氧氟沙星卻不在降價之列，同族抗生素藥物價格竟相差8倍。這其實也是抗生素普遍濫用的根源所在。
近日，李女士由於游泳時眼睛進水擔心感染，來到家附近社區醫院就醫，醫生給她開了一支5ML的進口氧氟沙星滴眼液。一劃價，竟要31元。“貴一點就算了，關鍵是輕微不適，用得着抗菌素嗎？”其實，抗生素濫用的問題不止於此。
記者隨後來到一家藥房的處方藥品專櫃，表示有親戚因游泳眼睛不適，想買氧氟沙星滴眼液。工作人員回答：“有！31.5元，但要拿處方。”記者說想看看與親戚用的是否一樣，工作人員便拿出了與李女士同樣的5ML氧氟沙星滴眼液。看記者有所猶豫，站在旁邊的大夫連忙說：“沒有處方沒關係，只要是你要的就行，我們這邊可以開處方！”說着就準備開處方，記者最後以需再確認藥品爲由離開了專櫃。
接着記者又來到朝陽區金象大藥房的外用藥專櫃，諮詢游泳後眼睛進水不適的處理問題。一位工作人員坦言：“如果是普通的游泳眼睛進水，眼睛不難受一般都不用滴眼液。如果你不放心，用普通消炎藥即可。”她給記者介紹了一種名字爲“艾維多”的滴眼液，價格爲19.3元。當記者問她是否需用抗菌素類的滴眼液時，她連忙擺手說：“根本就用不着，而且用抗菌素類的滴眼液對眼睛刺激大，很不好。”
面對兩個藥店迥然不同的態度，記者採訪了某三甲醫院的眼科王主任。她告訴記者，當患者眼部分泌物過多，有癢的症狀時，可能是患了細菌性結膜炎，纔可以用像氧氟沙星等抗菌素藥物。沒有此種症狀給開這類藥物屬於抗生素濫用。第一家藥店的處方藥品專櫃大夫在沒有詢問病情和檢查的情況下，把決定權交給患者家屬，也是不負責任的。現在很多醫生把抗生素當成預防和治療感染的常規藥，盲目大劑量使用，造成毒副作用或其它不良後果。
記者瞭解到，衛生部2004年10月就已發佈了《抗菌藥物臨牀應用指導原則》，其目的就是規範醫療機構使用抗菌藥的行爲。然而，時至今日，有多少醫院認真執行呢？濫用的背後，又有多大的利益驅動呢？
記者在某醫院的藥房發現，同爲氧氟沙星滴眼液，5ML日本進口的價格爲31元，國產8ML一支的僅爲8.5元，相差將近4倍。其他相同規格、相同通用名的抗菌素價格也是相差甚遠：規格同爲250毫克×6片／盒(瓶)的阿奇黴素片劑，最高零售價爲21元，但有一個廠家的最高零售價卻高達80.6元，和一般廠家的有四五倍的差價；再如左氧氟沙星注射劑(瓶)，規格都爲300毫克、100毫升的，最高零售價爲23.2元；但一種日本第一製藥產的左氧氟沙星，價格卻高達105元……更令記者吃驚的是，越貴的藥出的單越多，那些便宜的已經在藥房囤積了很久。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在醫院並不少見。那麼醫生爲何放着便宜的不用，專撿貴的開呢？利益回扣鏈使然。
一位在國有大醫院擔任過藥劑科主任的單先生向記者透露，一般藥商都以6到6.5折批發給醫院，然後再把其利潤的22%至25%給醫藥代表，醫藥代表再以返還零售價的10%至15%爲條件，誘使大夫多開這種藥。也就是說100元的抗生素，醫生就可以拿12至15元左右的回扣。這就是零售價越高的藥品越受醫生歡迎的原因所在。
他半開玩笑地說：“我曾爲了醫院的最終利潤而打壓某抗生素藥品進價，最後造成拿回扣的醫生不出單，無聲“抗爭”的事件。而作爲藥劑科主任，我非常清楚這種抗生素在治療上是必須保留的，況且藥品賣不出去，醫院的利益也會受損，所以只能忍痛放棄低進價的藥品來緩解矛盾。”
“這就是爲什麼患者覺得現在都沒有便宜藥可用的原因。因爲藥劑科不進，醫生也不開了。”單先生無奈地說。
一位外科醫生楊先生忐忑不安地告訴記者，據他了解，藥品從出廠最後到老百姓手裏，至少比出廠價要漲價5倍左右。有的零售價比生產成本高出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達20倍，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抗生素。以零售價每支115元一支的抗生素爲例，它的實際出廠價也就15元。他是工作到第二年纔拿到提成的，一般不超過藥價的20%。這部分錢是科裏發放的，和獎金歸在一起。如果你不拿，無疑會違背潛規則成爲另類。
雖然這次發改委再次落下藥品降價利刃，但記者在本次“抗微生物藥品最高零售價格表”中卻意外地發現，氧氟沙星不在降價藥品之列。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目前全國生產氧氟沙星的企業約有七八十家，該品位列2003年重點城市醫院購藥金額排序第九十四位。全國醫藥經濟信息網數據顯示，氧氟沙星在我國大城市醫院的普及率曾超過90%，這樣普及的抗生素爲何被剔出本次降價，而是以同類抗生素中的諾氧沙星替代？更讓記者吃驚的是，在本次諾氧沙星降價的劑型中，8ML的滴眼液最高零售價爲3.9元，而與同族的售價高達31.5元的氧氟沙星滴眼液相比，同爲喹諾酮類抗菌素的臨牀用藥，價格相差8倍。帶着問題，記者採訪了幾家相關部門，卻至今沒有一家給出合理的解釋。
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說：“抗微生物藥品使用範圍非常廣泛，價格虛高，矛盾突出，患者經濟負擔沉重，羣衆反映強烈。”的確，此前的18次藥品降價，要麼涉及的不是常用藥，要麼就是相關藥品降價後在市場消失了，所以公衆並沒有享受到行政降價的福利。有一項統計稱，國家發改委的18次藥品降價使老百姓每年購買藥品的金額只減少了2.5元。可以說，下了18次大雨，真正淋到老百姓身上的沒有幾滴。
衛生部醫政司原司長於宗河表示，在目前的藥價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了營銷成本，最初醫藥代表正常的推銷方式已經被整個利益鏈條扭曲了。現在藥價虛高的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不是針對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採取措施就能解決的，必須從體制上來解決。
一位衛生部門的高級官員告訴記者，事實證明，僅僅依靠降低藥品價格的辦法來化解老百姓“看病貴”只能是權宜之計。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得依靠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公平分配醫療資源，對醫療服務合理定價，這樣纔能有效扼制亂收費、吃回扣等違規行爲等。
國家發改委藥品定價政策顧問、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高級工程師俞觀文坦言：“雖然此次國家發改委強調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銷售有關藥品的實際加價率要嚴格限制在15%以內，但在“以藥養醫”的模式下，落實起來很困難。”
目前，我國對醫藥管理尚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發改委負責藥價的調控；衛生部分管醫院；藥監局分管藥品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這樣的格局，對藥價虛高的監管，往往是“按下葫蘆起來瓢”。
“藥品降價是需要各有關部門協作與配合的，單憑任何一個部門，都難以取得預期效果。”俞觀文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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