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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鐵成:漢族,中共黨員,醫學碩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教學工作30年。現任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
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黃帝內經》的教學與研究,尤專長於中醫藥人文科學的研究,同時對《周易》及中國古代哲學亦有獨到研究,多次赴日本、韓國、美國等國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主編學術著作兩部,參編學術著作兩部,發表學術論文多篇,獲得國家專利一項。
主持人:國務院最近下發了《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乾意見》文件,將中醫藥文化建設納入國家文化發展規劃,強調『推進中醫藥機構文化建設,弘揚行業傳統職業道德。開展中醫藥科學文化普及教育,加強宣傳教育基地建設。加強中醫藥文化資源開發利用,打造中醫藥文化品牌。』請您談一談,我國政府為什麼把中醫文化建設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博士生導師於鐵成教授:中醫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認識生命、維護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體系,形成了璀璨的中醫藥文化。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瑰寶,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伴隨著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步伐,古老的中國又重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經濟迅速發展,各項事業日新月異,中華民族的復興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民族的復興並不僅僅是經濟的振興,還有文化的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復興比經濟的復興更為重要和關鍵,因為文化的復興能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潛在動力。一個民族一旦形成自己良好的主導文化模式,即使在一個時期由於某種原因而經濟遭受挫折,甚至衰退,只要它的文化根基還在,它就有迅速走向復興的可能。面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尤其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更需要我們當代人不屈不撓奮力推動。
從上個世紀初,中國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面對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中國國力的衰弱,爆發了一場崇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猛烈抨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把斗爭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的理論支柱儒家思想;宣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和愚昧。這一口號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在接受西方科學、西方文化的同時,所以也受到了衝擊和打壓。在這之前,我們的鄰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振興了國力,對我國的知識分子也是一種啟示和激勵,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是『全盤西化』,不是單從器物技術;而是從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文化教育和生活習性全方位學習西方。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取締了為日本人服務了一千多年的傳統醫學——漢方醫學(東洋醫學),全面引進了西方醫學,這不能不對中國知識分子有巨大的刺激和影響,所以在抨擊封建文化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傳統的中醫藥學。在廢止中醫上,鬧得最厲害的一次是1929年餘雲岫的提出的『廢止中醫案』。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衛生部在汪精衛的授意下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餘雲岫以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了會議。耐人尋味的是,這次會議沒有一位中醫人士參加,會議討論《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這一提案除了『一個外行次長和一兩個參事抱懷疑態度,其餘是滿場一致通過』寫入2月25日的會議記錄。此案一出,醫界鼎沸,全國震動,立即爆發了中醫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抗爭風潮在3月17日這天,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成赴京請願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並把3月17日這天定為『國醫節』。最後,終於使得當時的南京政府擱置了『廢止中醫』案,同意成立『中醫學社』。
扶持中醫、發展中醫,最根本的還是要從弘揚中醫文化上入手,只有這樣纔能穩住中醫的根。
一些學者認為,中醫已經跟不上了時代先進科技的發展,『老藥罐子』煎藥還在使用,中醫四診法的診斷還拿不出確鑿的科學實驗依據,隨著科學進步和人們思維觀念的不斷更新,中醫是否科學,中醫究竟是否有效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在近現代革命的歷史中,中醫也不止一次受到過質疑。在面對諸多質疑的情況下,不少中醫界有識之士認為中醫亟待改革,以適應科學的發展,拒絕更新的知識是缺少生命力的。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中醫學的價值遠遠沒有得到發揮,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傳統技術和理論的科學性將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步顯現出來。因而復興傳統成為中醫學發展的另一個前景。在這種爭鳴中,各種主張下的學者付出了不同方向的努力,使中醫學與所有學科一樣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端倪。
現在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科學』一詞久已被人們錯誤地偷換成了『真理』的代名詞,又進而把『西方的』偷換成『科學』的概念,於是『西方』--『科學』--『真理』這種一連串的概念轉換就已經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人們的生存和生活的狀態,而這種狀態蒙住了中國人的眼睛,使中國人自卑於自己的文化,中醫學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現代化--科學化--現代科學化--西醫化--毀滅化』的危險境地。中醫的發展只能按照中醫本身的規律發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學、西方醫學的模式發展,否則,這種『現代化』 ( 實為「西方化' ) 的中醫必定是以拋棄自己的文化為代價,這種『中醫』還是『中醫』嗎?中醫要發展,首先要搞清中醫的歷史文化,也就是從它形成、發展的文化背景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醫藥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醫自己表達的『語言』,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觀念,從而給中醫發展提供適合自己發展的優良土壤,或提供中醫發展所應需要的營養成分。
中醫藥文化的研究范圍,包括中醫藥學形成的文化社會背景,中醫藥的語言文獻、中醫藥學發生發展的歷史、中醫藥學的思維方式、哲學思想、價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醫藥學區別於其他醫學的文化特征,中醫藥學發生發展的總體規律,中醫藥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歷代名醫的生平及所處歷史背景、醫家學術思想形成的條件及傳承,等等。
中醫藥文化的研究不僅能促進中醫藥學術的發展,而且也必將促進地域中醫藥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促進中醫藥企業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從而提高本地區的知名度,帶來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進步。
主持人:新中國建立以後,黨和政府對中醫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中醫事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也不時有反對中醫、取消中醫的聲音出現,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博士生導師於鐵成教授:國務院文件指出『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醫藥工作,中醫藥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中醫藥事業發展還面臨不少問題,不能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充分肯定了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看到了中醫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些人反對中醫,說中醫不科學,深層的原因還是在『文化』層次上的,今時今日『取消中醫』的說法,並沒有能夠超出當年中西醫大論戰時所涉及的范圍。單就其『中醫並非科學,所以應該取消』這一核心話語來看,關鍵的問題是用怎樣的一個『科學』標准來衡量中醫。在醫療制度上、在教育教學上、在科研設計上、在醫療思路上,中醫雖難以符合西方醫學科學的邏輯,但中醫自身的敘事邏輯之於其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治病救人——而言,並未喪失其有效性和實用性。換句話說,中醫是不是科學,與是不是應該取消中醫並無必然聯系。
科學與文化,一般被認為是兩個概念,科學是科學,文化是文化。其實,科學和文化都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以表現為物化的形態與過程,科學也應該屬於廣義『文化』的范疇。中醫藥的科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但是目前卻是文化研究越來越萎縮,甚至一些人認為中醫學的文化因素恰恰是落後的、迷信的、應該拋棄的東西,只有現代科技手段纔是研究中醫藥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中醫裡面符合西醫的因素纔是科學的否則就是不科學的。中醫科研的目的就是把中醫改造成『科學』。其結果只能把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改造得面目皆非。
主持人:您剛纔提到了『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您能不能把您所說的『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概括說明一下嗎?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博士生導師於鐵成教授:我們人類創造了文化,並且正在使用著文化,然而對於什麼是『文化』,迄今為止,人們在認識上和言說中,處在一種模糊混沌狀態之中。籠統地說,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確切一點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
文化可以從三個層面體現,最表層的是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飾、日常用品等,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處於中間層的是人際文化,是人與人交往過程中形成一種道德、倫理的約束,而這些約束又往往是通過制度來約定的,所以又可以稱作是制度文化;處於深層的是精神文化,是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從而決定了人的信仰和追求。應該屬於不顯見的隱性文化。
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正是從這三個層面體現出來:
體現在精神文化層面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道家莊子闡述,後被漢代思想家、陰陽家董仲舒發展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並由此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但是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天人合一』,更多的強調所謂『天人感應』,而中醫學的『天人合一』與董仲舒輩的神秘的天人感應不盡相同,則更多注重人和自然的關系,《內經》天地人系統中的人與天相通的總原則是:同氣相求,同類相應。順則為利,逆則為害。
在這種世界觀的影響下產生的中醫方法論就是『順應自然』『調和致中』。
中醫最強調的是『順應』二字,《黃帝內經》說:『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古人早就發現,地球特有的時間周期與地球在太陽系的特定位置相關,如晝夜、24節氣、四季、年等。晝夜是地球自轉的周期。年是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節氣和四季的變化是由地軸與公轉軌道的夾角造成的。這些時間節律的背後,是地球所受太陽能量輻射的周期性改變,人的生命節律也是由地球的這種特性造成的。因此,天地四時之氣的運動變化有著相動一致的特性,人體生理功能節律也隨天地四時之氣運動變化而改變。人只有順應這種自然規律,纔能達到養生的目的。所謂『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也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提出來的。
中醫學的調和致中的治療觀,強調在觀察分析和研究處理生命問題時,注重各種矛盾關系的和諧、協調或平衡,如在疾病的認識上,中醫學側重於『陰陽失調』的關系性因素,提出了以關系失調為核心的病因病機理論;在治療上,中醫學注重的是宏觀地調人的陰陽狀態,而不是微觀地消除病原體,提出了調和致中的治病、養生學說。『調和致中』是中醫的基本治療思想,中醫認為人體之所以發生疾病,其根本的原因是自身陰陽失去了平衡,出現了陰陽偏盛偏衰的情況,因此中醫治療就是『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使失去了平衡的陰陽復歸於平衡,就達到了治療的目的。
和諧文化是以和諧的內涵為理論基礎的文化體系,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文化,是創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前提條件。和諧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如:真理、價值、發展、審美、道德、理想等,都是以和諧為前提,建立在和諧內涵的基礎之上,都是和諧理念。用和諧理念指導個人行為與社會實踐,這種思想就是和諧意識與和諧精神。中國傳統價值中的『和諧理念』,百年來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萬法歸宗』。人們希望從中華民族和諧文化價值的傳承中,破解迷思,汲取靈感、反哺修煉、追求超越,為我們的企業、社會、民族,描繪和諧、發展、復興的壯美藍圖。
在人際文化中,中醫提倡的是『醫為仁術』,強調一個『仁』字,『醫為仁術』便是對一個合格醫者的標准定義,它是對中國古代醫學家對醫學的定性,更是對醫學靈魂的高度概括。『仁』字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從造字法來看,最初只有人字,後以二人相愛,人旁加二為仁,故仁由人而來,也就是《論語》中所謂的『人者仁也,仁者愛人,』是人與人之間相親一種相愛的表達。那麼對於醫者而言,無非是說對病患要懷抱一顆仁心,設身處地地為患者著想,讓醫生與患者的交流在充滿愛的氛圍中進行,而不是程序化的診治。晉朝文學家楊泉在其著作《物理論》中也提到:『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純良,不可信也。』所以『仁術』是醫者行醫的道德標准。
中醫在物質文化層面,就更加豐富多彩了,中醫既具有實際的醫療價值,表現為各種物化的形式和過程,如存世古籍、相關器物、診療實踐等,又具有精神與文化層面的價值,既是傳統的醫學科學,還多角度、多層面、多形式地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認識方法、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群體性格、審美情趣等,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載體,中華民族對宇宙結構、自然現象、生命形成、人生價值的認識,以及在天文、地理、歷法、音樂、繪畫、語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醫中得到體現。無論中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如何嬗變,這種精神內核是穩定的,也是鮮明的,反映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乃至中華民族的性格。在世界各民族傳統文化漸趨衰微的今天,中醫及其所承載的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與民族性格更顯珍貴。
中醫的根在中國,也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培育了中醫藥學這枝奇葩。
大家知道中醫之術又稱『岐黃之術』,『黃』是指黃帝,『岐』則是指岐伯。傳說黃帝與他的幾個大臣,時常坐在一起,高談闊論,探討人體的生理病理,研究治病的方術,有人將他們的談話記錄下來,編成了一部《黃帝內經》。《黃帝內經》是中醫藥學理論的淵藪、是最權威的中醫經典著作,直至今天,凡從事中醫工作的仍是言必稱引《黃帝內經》之論。《黃帝內經》的各篇文章基本上是黃帝問,岐伯答,顯示了岐伯高深的醫學修養,所以在與黃帝探討醫理的大臣中,岐伯是最顯赫的,黃帝稱它為『天師』,是天子的老師。後世出於對黃帝、岐伯的尊崇,遂將岐黃之術指代中醫醫術。
《雲笈七簽•軒轅本紀》說:『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為大醫,帝請主方藥……作內外經。』看來岐伯是生活在岐山地區的一位醫學家,並以所居住的地方命名,應該是地方的名人。
岐山是西周的發祥地,也是中醫藥文化發祥的重要源頭之一。周族的祖先居住在『邰『,在今陝西武功縣及楊陵區一帶。後來有一位叫』公劉『的部族首領,帶領部族遷徙到『豳』,在今陝西郴縣。他帶領族人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制造農具,整修田園,種植五谷,發展畜牧,是華夏農耕文化的開拓者。由於周人在豳地時常受到夷狄部落的侵擾,後來又有一位部族首領叫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率領族人從豳來到岐山下的周原,這裡水源豐富,氣候宜人,土肥地美,古公亶父帶領族人發展農業生產,改變了過去游牧民族的習俗,疏溝整地,劃分邑落,開發沃野,造房建屋。並營建城郭,設宗廟,立太社,使部族逐步強盛起來,因地處周原,定國號為『周』。後來,周文王、武王雖然遷都豐、鎬,但周原一帶仍是一處重要的政治中心,並在這裡形成了以農耕為特點的周文化,而岐伯也正是周文化的代表。
醫藥學在傳承中,文化的基因是其內核。中醫學尊岐伯為先師,也說明了周文化對中醫學術思想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周文化是一種以『天』為精神信仰、以『德』為價值原則、以『和』為社會行動准則的完整而協調的文化體系,而中醫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也突出表現在『天人合一』、『尚中致和』和『醫為仁術』等方面。強調『順應自然』是中醫的核心思想,《黃帝內經》中有一段岐伯回答黃帝的話,很說明這個問題:『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這種順應思想貫穿在中醫養生防病、辨證論治等整個理論體系之中。
中國醫學史專家們通過大量的考證,證實《黃帝內經》不是黃帝時代的作品,書中的文章應該是戰國到西漢這一大段時間的作品,主要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醫學成就,冠名『黃帝』只不過是托名而已。既然如此,『岐伯』是不是確有其人呢?黃帝是聖人、名人,托其名可以理解,而岐伯之名,僅見於《內經》,其生平事跡,史書幾無痕跡,有何可托?而且岐伯不是與黃帝同時代的人,卻被尊為黃帝的老師,這只能說明岐伯是《內經》基本理論和思想方法的最初構建者,他的思想和理論在黃帝的後裔一代一代傳承,成為中醫學主要的創始人,而岐伯的醫學思想是以周文化為底蘊的。
周滅商以後,建立起一個延續了相當於歐洲中世紀一樣漫長的具有800年歷史的周王朝,其根本原因在於周的賢哲們創造了一套具有長壽基因的周文化。周文化經過春秋戰國儒墨道法諸子百家的繼承創新,經過漢唐宋明經學理學的諸多文人學士的弘揚發展,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心態結構並成為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體系。使得中華民族歷經3000年滄桑巨變而能傲立於世界東方。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始終以周文化為典范。
主持人:您認為弘揚中醫藥文化,都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呢?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博士生導師於鐵成教授:於中醫機構進行中醫藥文化建設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弘揚歷史、傳播理念、崇尚醫德、宣傳知識、介紹方法、彰顯特色等等。
弘揚歷史,弘揚中醫歷史文化史非常重要的,因為歷史是文化的積淀,中國醫藥學有幾千年的歷史,我們曾經有過很多的輝煌。比方說從傳說的神農時代,神農嘗百草,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了很多動植物的藥用價值;東漢時的華佗最早發明了用麻醉的方法施行外科手術;中醫的針灸療法,直到今天仍然為世人驚奇;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創立了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從宋代開始就在民間流傳的用人痘接種預防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的方法;以及明代李時珍的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等等,都是我們值得驕傲的醫藥學成就。中醫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蘊藏,不能塵封於歷史的博物館中,我們只有大力弘揚、開發利用優秀的中醫藥歷史文化,纔能發揮其獨有的價值,以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傳播理念,中醫藥在長期的發展實踐中,充分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特別是運用整體觀和系統論作為指導中醫藥認識健康、辨證論治、預防保健『治未病』的基本理念和思維方式,其整體觀、系統論及辨證施治等理念和思維方式,充分顯示了中醫藥所具有的超前性和有效性。中醫對人體的健康,提倡預防為主的思想,特別強調防患於未然。號稱『藥王』的唐代大醫學家孫思邈告誡人們說:『常需安不忘危,預防諸病』。《黃帝內經》也說『是故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己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這種居安思危,預防為主的醫學思想,就是在今天,它對維護人們的健康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大量地實踐證明,人應該重視保健調理,做好預防工作,不要等有病了纔去吃藥治療。要知道是藥三分毒,那樣做對身體的損失和所受痛苦太大,是得不償失。因此,只有身體強壯了,正氣充足,纔能少生病或者不生病。
崇尚醫德,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人們十分重視人倫道理。中國古代醫學家也是如此,他們非常強調醫德的重要性。和中醫中藥一樣,中醫醫德也是祖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無不是以道義為重。道義高於功利,傾心於對善的體認與踐履,重在人格上的反求諸己,自我完善的滿足,造就了代代不為一己之利而為天下大同不惜肝腦涂地的志士仁人,養成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比起其他文化現象,醫學道德的繼承性更為明顯,其主要表現是醫德基本原則和規范的相對穩定性。醫學道德的職業性質,決定了基本關系是醫患關系。從這種關系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助他、利他的性質。以維護病人利益為前提的醫患關系,因此,歷代醫家都強調『醫者必須以病人的利益為根本』,諸如像唐代孫思邈的《大醫精誠》等眾多的醫德論述,都是以維護病人利益為醫德的基本原則和規范的。這許多內容,都是從歷代醫德思想中繼承下來的,經久不衰,至今仍發揮著作用,指導著醫務人員的行為。
宣傳普及中醫藥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當今西方文化和西方醫學已經佔主流的情況下,社會上的普通人對中醫的認識,還只能說是一種文化情結,人們習慣上還是用西醫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中醫。中醫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深刻的醫學哲學思想,二是其獨創的醫學方法論。正是由於這兩點,形成了中醫的獨特理論體系和獨到的診治方法,是與西方醫學迥異的,這也正是中醫能夠保持其活力的重要原因。很多西方人之所以不遠萬裡來到中國學習中醫,他們也正是看到了中醫獨到的特色。所以需要向人民群眾大力宣傳中醫基本理論和知識,纔能使老百姓更了解中醫,有利於中醫的發展。
主持人:您對中醫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看法?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黨委書記、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博士生導師於鐵成教授:我們有必要對傳統文化在近代所走過的路進行一下反思,重新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並從中思考中醫未來的發展。中醫的發展只能按照中醫本身的規律發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學、西方醫學的模式發展。用西醫的思維方式去判斷中醫是否科學,是否現代化,或者用西醫的思維模式來改造中醫,其結果必定是以拋棄自己的文化為代價,最終導致中醫的滅絕。中醫要發展,首先要搞清中醫的歷史文化,也就是從它形成、發展的文化背景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醫藥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醫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觀念。
中醫的思維方式是象思維方式,它體現著人類掌握和認識世界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這種認識方法有點像在商店挑西瓜。有經驗的人,他們拿起西瓜,拍拍,通過聽聲音,看顏色、瓜蒂,掂重量,綜合判斷西瓜甜不甜,水分多不多,往往也可以判斷得很准。並不一定要把西瓜切開纔能作出判斷,因為西瓜內在的好壞可反映在外在的很多方面,中醫診病類似有經驗的人挑西瓜,從人體外部的很多征象來判斷人是否有病,並不一定要把人體打開直接觀察。問題是這種方法是不是科學?這種思維方式是不是正確?
中醫完全體現了中國古人特有的,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人對事物的觀察不在於對個體的形態、結構的描畫及分析,而注重對事物整體的、動態的把握,形成一種整體的感受,即整體觀。正如漢字的形成,有別於歐洲的純粹以字母符號和發音來表達思想,中國人用一種象形的圖案來表述思想。這種象形文字的產生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多麼善於在整體上把握事物之象。
就這種思維方式來說,究竟是科學的還是不科學的,一直受到所謂的『科學』質疑,自從1948年美國數學家維納的『控制論』問世以後,纔重新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審視。對生理學來說,控制論的貢獻是巨大的。最突出的是把工程概念中的反饋概念(feedback idea)引入到生物系統中來。大大豐富和發展了生理學。由克勞德•伯爾納於上世紀提出的『內環境恆定』概念,進而被坎農發展為穩態(homeostasis)理論,成為生命科學中現代基本概念之一,其意義是重大的;但如果沒有反饋性自動調節機制,那將是完全不可思議的。而中醫陰陽平衡的理論,以外揣內的診斷方法,與之多有相似之處。控制論中的黑箱理論為中醫傳統的思維方法,似乎又打開了一扇門。所謂『黑箱』,就是指那些既不能打開,又不能從外部直接觀察其內部狀態的系統,比如人們的大腦只能通過信息的輸入輸出來確定其結構和參數。『黑箱方法』從綜合的角度為人們提供了一條認識事物的重要途徑,尤其對某些內部結構比較復雜的系統,對迄今為止人們的力量尚不能分解的系統,黑箱理論提供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黑箱法』,《辭海》是這樣講的:『即通過觀測黑箱外部輸入信息(外界對黑箱的影響)和輸出信息(黑箱對外界的反應),以研究和認識其功能、特性、結構、機理的科學方法。黑箱法注重以整體和功能考察事物和系統,便於研究完整狀態下和解剖狀態下具有不同性質和功能的高級復雜系統。它根據輸入(因)和輸出(果)建立黑箱模型(數據或圖框模型)進行分析、預測。化繁為簡,便於研究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因素繁多的系統,如生態、經濟、社會、腦等。』
兩千多年前的中華先民就是用這種方法研究、認識人體這個龐大繁雜的巨系統。《內經》對人體的生理病理的描述就是一個化繁為簡的『圖框模型』。中醫理論正是一種不打開黑箱來調節人體的醫學理論體系。中醫的核心問題是辯證論治,辯證論治中的受控量(或被調查量)基本只限於癥狀變量系統,而癥狀變量系統在被調查過程中是可以在不乾擾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情況下建立的。在對人體內部構造的認識中,與西醫采用解剖學等打開黑箱的方法了解人體內實質性系統,器官不同,中醫的髒象,氣血,經絡等學說采用綜合癥狀變量系統變化的方法,建立了一個易於從外部進行控制的人體構造模型。中醫的這種思維方法不能不說是一種認識復雜事物的有效方法。
中醫認為生命是自然的產物,人是天地之子,順應自然是『盡終天年』的前提,疾病是違背自然的惡果,強調陰陽氣血的順暢和髒腑功能的和諧,主張采用源於自然的草木魚蟲來恢復健康狀態,主張從身心兩個方面調整人體機能,正是這種民族性格的反映。因此,中醫既具有實際的醫療價值,表現為各種物化的形式和過程,如存世古籍、相關器物、診療實踐等,又具有精神與文化層面的價值,既是傳統的醫學科學,還多角度、多層面、多形式地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認識方法、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群體性格、審美情趣等,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載體,中華民族對宇宙結構、自然現象、生命形成、人生價值的認識,以及在天文、地理、歷法、音樂、繪畫、語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醫中得到體現。
未來的中醫一定會變化,但其精神內核應該不會變化,也不該變化,否則我們將永遠失去這門承載著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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