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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制定合理價產品儘快國產化委員給降價出主意
針對現存問題，記者問：“如果實行醫藥分家，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但高潤霖委員認爲，實行了醫藥分家並不能使這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那不過是將病人買藥的行爲由現在從醫院購買變成從藥店購買，商人和藥店照樣賺錢。相比之下，病人買藥通常還是更願意相信醫院的。因此，唯一的辦法是國家出面採取強制手段對藥品、高質消耗品規定指導價格，這對降低整體醫療費用的作用很大。“雖然在美國，對此類商品並沒有指導價格，但國外的市場經濟已經很規範了，不用政府幹預。但在我國，很多商品目前是靠不正當的手段找市場的，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是很健全和完善，況且，我國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對此類涉及千家萬戶的生命和健康的特殊商品，國家完全可以制定合理的指導價格，在保證商人獲取合理的利潤的前提下，規定這類商品若超過某個界限就不許在中國市場銷售。如果能制定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那麼這類高質消耗品在目前價格的基礎上再降30%是沒問題的。此外，大型醫療器械檢查費用也可降低。”高委員說。
這時，“即使適當提高醫護人員的手術費、治療費、護理費、管理費，仍可保證病人醫療費用的整體水平有所降低。”高潤霖委員認爲，這樣做並不會妨礙市場經濟，因爲醫療產品是關係到廣大羣衆切身利益的特殊的商品。此外，“有些國家在涉及此類醫療產品進口時是實行減稅或免稅的，因爲它是特殊產品。我國現在還不是很富裕，醫保水平又很低，很多人需要自費看病，但這類產品在我國卻與其他普通產品是相同對待的。”高委員希望國家在關稅調節方面是否也可有所作爲。
而劉迎龍委員提出的辦法是，由於高價的藥品器械主要來自來於進口，那麼，在想辦法降價的同時，國家如能加大科研力度使這類產品儘快實現國產化，那麼價格也就自然而然降低了。另外，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參與，提高醫保水平也是一條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醫保水平提高了，百姓就醫費用的壓力自然就小了。這樣醫療糾紛也會相應減少。“我國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等於美國人看病的錢，而美國人口只有我國的1／4～1／5。”在這樣的差距下，要求目前的醫保水平達到美國的標準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據我國國情，對13億人口，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就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至於在醫療費用中的醫和藥的比例問題，劉委員認爲：“理順現在醫療費用中的醫和藥不成比例的現狀，提高醫院收費中醫護人員技術勞動的收入比例還需時日。只有在大衆整體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情況下，醫院和醫生的現狀纔會得到改善。”劉委員舉例說，目前我國醫療衛生系統一年所有的科研經費加在一起，也才相當於美國兩個新藥上市前的臨牀實驗經費。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和國外比，還需立足國情。
健康需要投資看病也是消費比較讓我們更客觀
看病貴，對百姓來說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能轉換一下角度再看這個問題，尤其是知道了醫療費用內部極不平衡的比例之後，人們的怨氣或許會減少一些。侯樹勳委員在此提示：不只是醫療費用，其實我們國家很多項收費都非常高，比如汽車價格在世界上很高，但沒有人說；房價高雖然人們也關注，但遠不及對醫療費用投入的注意力多。此外還可做一下橫向比較，將醫生和其他行業如法律、教育等做一對比。經過這樣多種比較後，對醫療費用也許就會得出一個較爲客觀的評價。
人們之所以對醫療費用反應這麼強烈，除了其中的一些費用確實較高之外，侯樹勳委員認爲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由過去公費醫療時看病不花錢一下子轉到現在看病的大部分要由自己出，心理準備不夠。爲讓差幾分的孩子進一所好學校家長交幾萬元錢、爲孩子學電腦等成千上萬地投資，人們通常能夠接受，可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資人們卻往往沒有心理準備。二是過去醫療費用低也有藥品本身使用的問題。比如，過去治肺炎只用幾毛錢一支的青黴素，很便宜，但所用藥品是專利保護期過後我們自己生產的。現在我們看病貴，使用的進口藥品大部分仍是處於專利保護期內的，費用中包含着產品的專利費、研發費，藥品本身就貴。當然，看病貴也並不排除中間環節以及部分醫院亂收費情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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