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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留下一份檢舉自己的舉報信,登記了姓名和住址以後,這個下午的“贖罪之旅”草草結束了。工作人員客氣地讓劉曼回去等待消息,就連他帶來作爲證據的水餃,也沒有派上用場。
走出工商局的大門,劉曼臉上露出這個下午難得的一次笑容。但他還是強調:“我覺得好像今天下午白來了,一事無成。我原以爲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過,沒過多久,他就承認,自己心裏“踏實多了”。
自首的念頭像一個噩夢纏繞在他心裏,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艱難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過。”這句話常常掛在他的嘴上。有時候,當別人提醒他,自首會得到減刑時,他總是連忙表示:“我寧願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然而也不是所有時候,他都這麼堅定。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經打算去自首。不過,走在由記者、朋友組成的人羣裏,他總是一個人落在最後面。“我有點邁不開步。”他說,聲音有點兒發抖。又過了一會兒,“我真想跑了得了”。這是他一個月來內心的寫照:大腦命令自己往前走,而身子卻總在往後退。
就像某一次,他點開北京市工商局的網頁,向“領導信箱”裏發送了檢舉自己的信。“請與我本人聯繫。”他寫完,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和電話。結果,信沒有發送成功。“這是它自己的網站問題,跟咱沒關係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寫小說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堅定了自首的念頭。一開始,他打算只承認自己銷售假水餃的事,然後罰點錢就可以過去。畢竟,“我的冰棍銷售旺季馬上就開始了”。
可是越寫下去,他越深地反思自己。最後,他決定把自己之前銷售假冒冰棍的事,也在自首時一起坦白。他很清楚,這意味着涉案金額已經超過只是罰款的界限,而有可能受到刑事處罰。
只有當睡覺時,他摸着妻子的肚子,感受着孩子在裏面踢他,或者當他寫小說時,妻子像往常那樣依偎着看他,勇氣纔會一下子不見了。
晚上8點多鐘,劉曼疲憊地回到家裏,懷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證明。妻子坐在那裏,沒有做飯,像是根本沒有預料到他還能回來。
自始至終,妻子都沒有責怪過他。只有一次,他結結巴巴地試圖向她解釋,自己爲什麼揹着她賣假貨。他的理由是,將來孩子出生後要花很多錢,奶粉只能買國外的。這個沉默的女人突然發火了:“你既然知道這些,怎麼能去做這個?”幾個月前,剛懷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電視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過那些孩子。
她從來沒有當面反對過他自首的決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問他:“我怎麼辦?”然後一言不發。這個看上去堅強的女人,背後流了很多眼淚。有一天,她甚至覺得他不會回來了,在家裏一邊洗衣服,一邊流淚。捱到傍晚,終於忍不住打電話給他。說起這些,眼淚開始在她眼睛裏打轉。
這個下午,劉曼離開以後,記者和她通過電話。她在電話裏先是抽泣,最後終於哭出聲來。她甚至沒有敢把丈夫送出門。
“一個人做了事敢作敢當,是好事。”她好像在說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聽劉曼說過,可能要坐牢,但具體多少年,並不清楚。離預產期還有兩個月,這個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個人帶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堅持吧。”她費力地說,然後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幹了。”
“我想也不會太久吧?”話音未落,又補上這句,聲音裏帶着試探。
這些話,從來沒有說給劉曼聽。只有在晚上,劉曼會聽見她由於睡不安穩發出的聲響。他自責地認爲,妻子“一定在做噩夢”。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帶着妻子逃回遠在湖南的農村,“對之前的所作所爲不管不顧”。而這種想法最後往往敗下陣來。佔上風的那種東西,他思索了很久,覺得可能是“公民意識”。
也許是爲了鼓勵自己,他把自己在網上的簽名改成“我跟自己鬥爭的目的,是讓自己人性的徹底迴歸”。
“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2月12日,劉曼寫完了他的小說。不過,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來之前,他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他來到曾經賣出假冒“灣仔碼頭”水餃的批發商那裏,向他們賠錢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餃,他打包放在家裏,準備當做自首的證據。
有人替劉曼擔心,他的自首會斷了許多老同行的財路,從而招來報復。劉曼說自己倒是從沒覺得怕過。相反,他還在自己的文字裏,希望同幹這一行的人們感知,早日自首或趕緊停止違法行爲,“這條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絕對長不了”。
劉曼曾把寫完的部分交給了一個朋友。在網上,這個名爲“老虎廟”的網友,開始披露小說的一部分內容:
“2008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暴風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
“小龍是個良心未滅的人,或者說骨子裏有着農民血液的鄉村人,面對新聞裏報道出的衆多受毒奶粉傷害的兒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復甦。”
食品造假、自首,這些要素拼在一起,在網絡上掀起波瀾。第一時間,“老虎廟”的電話被記者們“打爆了”。幾家媒體紛紛希望對劉曼進行採訪,有的甚至表示,願意負責他入獄後家人的生活。
2月13日下午,一堆吵吵鬧鬧的記者聚在一棟大樓裏,等着劉曼出現。這時候,他在路上給自己小時候的好朋友打了個電話。
“別去見什麼記者,回家踏踏實實過日子不是件壞事。”好友這樣勸他。掛了電話,他又打電話給一個很崇拜的老師。電話裏,對方問他是不是“出事”了。聽說“沒死人,也沒吃壞人”,對方反問:“別幹了不就完了?”
“見了記者,就沒有退路了。”出門前,劉曼跟妻子說。在路上,他幾次“想轉身逃掉”,卻最終還是站在了鏡頭面前,並叮囑記者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寫成一個高尚的人。”
“我們生活在一片恐怖裏。”他說。他曾經親自參與制造這種“恐怖”,卻同樣在走進超市買菸時害怕遇到假煙,在賣肉時發現裏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裏,他發現過假的“奧利奧”餅乾、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紅茶。
“連我的襪子都是假的。”他一邊說,一邊掀起黑色褲腿,露出巨大的“KAPPA”標籤。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後洗手不幹了,多爲社會作作貢獻不就行了嗎?”一個工商系統的公務員知道了劉曼的事,通過朋友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覺得他似乎“犯不着”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縮,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劉曼說,“我是個活生生的年輕人,還有着即將生產的妻子。”但是,他希望這一切趕緊結束,徹底結束。這樣,“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這樣的生活並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這天下午,劉曼稍做收拾,帶好證明自己有罪的證據,準備出發了。他臉色疲憊,鬍子幾天沒有刮過,腿也有點軟。但他說,他“已經不再在矛盾裏面掙扎”。
(當事人的舉報正在處理中,故文中“劉曼”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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