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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死後，王爲軍沒有工作，當然也沒有收入。家裏還有一點地，凱佳時刻需要人照顧，他無法下地幹活兒。
開始，王爲軍還能向親戚們借點錢，但他還不起。時間久了，別人不願意再借，他也不好意思再借。只有個別親戚還賙濟他一點。
幾經周折，王爲軍託人搞到了妻子住院輸血的證據，醫院無法抵賴。
醫院的記錄裏，給靳雙英獻血的人叫“劉保”。康泰醫院提供的這個“劉保”，是當時醫院負責採血的醫務人員楊巧芳的弟弟楊興其。
有關部門對楊興其的血液做了檢測，他沒有艾滋病。王爲軍堅持認定，當時給妻子輸血的不是楊興其，“劉保”是一個職業賣血者。
我找到楊興其時，他對獻血的報酬、年份、季節、誰通知去的、獻血時所用名字、誰給編的假名等14個與獻血有關的問題，回答“記不清了”。
在村裏，我聽說了王英(化名)的故事。王英在康泰醫院生孩子時，曾經輸過血，她也死於艾滋病。她丈夫在隨後的檢查中，被確認爲感染者。王英的病歷上沒有輸血記載，有關部門因而推翻了她丈夫對醫院的投訴。
王英的丈夫也和王爲軍一樣，遭到村裏人的遺棄。後來，他和一個外地來的女人同居。村裏人告訴她真相後，那個女人逃跑了。
王英的丈夫開始跑長途，他公然聲稱自己在跑長途的路上“找小姐”。“他說自己很無辜，所以要傳染給更多人，報復社會。”村裏人向我轉述這些話的時候，一臉恐怖。
周圍村子裏也有人得了“怪病”，症狀和靳雙英、王英一樣，卻不敢去防疫站和大醫院檢查。“他們知道，如果檢查結果是艾滋病，就會和我一樣被全村、全族遺棄。”王爲軍肯定地說。
臨走時，我小心試探：給你用化名吧？王爲軍的回答出乎意料：不，就用真名。
那時，王爲軍不太愛說話。問一句，答一句。多數時候，只是簡單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如今，面對記者，他可以一口氣說上1個小時。4年的上訪、打官司，已經把王爲軍變成另外一個人。
4年來，從縣到市、到省，從政府、人大、婦聯，到法院、防疫站……能去上訪的部門，王爲軍無一遺漏。他甚至能準確無誤地告訴你，某個部委的信訪辦在哪裏，如何坐車。
他曾經被遣送回鄉，也曾無數次被拒之門外。“我不在乎”，他告訴我，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堅持。
一次，一個記者把王爲軍帶進了衛生部，一位處長接待了他們。“他肯定沒有想到我能進去，他和我說，你可以去打官司，你告誰都行，就是告衛生部也行。”
王爲軍覺得受到了鼓舞。他說：“其實那些領導還是很有水平的，只是看大門的最可惡。”
很多部門的看門人，都認識這個帶着小姑娘的長髮男人，無論王爲軍怎麼說好話，都不讓進。“有一次，我想硬闖進去，七八個法警拽我，我只好和他們打起來，衣服也被扯破了。”
最讓王爲軍憤怒的，是一次在某衛生部門的遭遇：凱佳憋不住，在樓道里撒了一泡尿。第二天去的時候，滿樓全是嗆人的消毒水味兒。王爲軍難受極了：“你們都是學醫的，難道不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嗎？”
王爲軍從來不在凱佳面前談媽媽，直到有一次在火車站，一個大嬸問凱佳：“你媽媽呢？”凱佳張口就說“死了”。王爲軍意識到，孩子大了，不可能再瞞她。
法律規定，二審最多不得超過半年。王爲軍一等就是一年多，那是他覺得“最絕望的時候”。
一天，王爲軍坐在自家門口偷偷地哭，順手用圓珠筆在大門上寫下一句話：“我這一生，從此刻起就像風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往日的幸福生活再也沒有了。”
門上的字越來越多：“決心、信心、恆心”、“度日如年”、“堅持就是勝利”。每當心情不好的時候，王爲軍就呆坐在門口看着那些字。
最艱難的時候，他甚至想過，帶着凱佳上北京痛快地玩一天，然後和女兒一起結束生命。
開庭對王爲軍來說，是另一種折磨。
被告康泰醫院在法庭上，先是指稱靳雙英生活作風有問題，才患了艾滋病，和醫院無關。繼而又提出，王凱佳根本不是王爲軍的女兒，王爲軍只是想利用這個艾滋病兒童訛錢。
王爲軍氣得發抖。顯然，有證據不利於他———王凱佳的出生證明不是康泰醫院開具的。而通常，這個證明應該由接生醫院出具。
“在農村，根本沒有開出生證明的習慣。等到我和康泰醫院打官司，需要凱佳的出生證明，康泰醫院當然不會爲我出具，我只好找別人開。”王爲軍這樣解釋。
一位旁聽的北京記者用“渾身發抖”描述自己當時的感受。“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推卸責任，連接生的事實都不承認。”如果王爲軍沒有搞到妻子在這家醫院輸血的鐵證，他的妻子和女兒就會煙消雲散，連女兒是自己親生的都不能證明！
“我這幾年打官司，可不就像唐僧取經嗎？遇到了這麼多挫折、這麼多妖魔鬼怪。好在，我還遇到了那麼多神仙”
能遇到劉巍和劉秀珍，是王爲軍的幸運。這兩位女士，是王爲軍和王凱佳的代理律師。
劉巍的樣子很柔弱，而劉秀珍已經快70歲了，滿頭白髮。
劉巍代理王爲軍的案子，是法律援助。這意味着她不會獲得一分錢的報酬。按照規定，律師辦案的經費，比如路費、住宿費，仍需王爲軍支付。爲了給王爲軍省錢，劉巍總是坐最便宜的車，住最便宜的賓館。不久，劉巍向中心申請，免除了王爲軍該支付的辦案經費。“佳佳遇到的好人太多了。”王爲軍說，“不只是律師，還有曹大夫。”
王爲軍第一次帶凱佳到北京地壇醫院檢查，結果出來後，專家告訴他，艾滋病可以通過治療控制，但是費用驚人，一年大概需要十幾萬。王爲軍傻了，當時就哭出來，到哪裏去弄這麼多錢？
一位年輕醫生走過來，詢問王爲軍的情況。他說可以幫王爲軍介紹他的老師——曹韻珍大夫，一位經常在美國的艾滋病治療專家。
王爲軍認爲這不過是安慰他的話。他回家了，對此沒抱半點希望。
幾天後，那位醫生竟然打來電話：曹大夫回國了，她答應給凱佳看病，並讓王爲軍立刻帶着凱佳去北京。
曹大夫是位和善的老太太，凱佳管她叫“奶奶”。第一次做病毒載量檢查，曹大夫問王爲軍帶了多少錢，王爲軍回答：“600元。”
曹大夫一聲不吭，在化驗單上籤上：免費。王爲軍後來知道，光是那一項檢查，就要2400多元錢。凱佳每3個月需要做一次檢查，至今沒有繳納過1分錢費用！
在中國，幾乎沒有供艾滋病兒童使用的藥物。醫生通常把成人的藥分成小份，給兒童使用。凱佳對藥物很敏感，吐得厲害，幾乎不能吃東西。曹大夫從國外帶回專門給兒童的藥物給凱佳。
“曹教授特別忙，記者採訪她，她都說沒時間，可是隻要她在北京，我們隨時都可以見她。”王爲軍說。
幾年來，曹大夫每個月還要給凱佳300元錢的生活費。在凱佳眼裏，曹大夫比親奶奶還要親。
王爲軍在武安和北京之間穿梭着。頭髮越來越長，名氣也越來越大。他想不到，自己的遭遇還會被聯合國知道。
2001年1月21日，聯合國祕書長安南的夫人娜內女士來到北京大學。她聽說小凱佳的故事後，滿會場找王爲軍。娜內女士緊緊握住他的手，足足兩分鐘，說：“彆着急，我們會幫助你們。”
王爲軍愣了，不停地擦眼淚。安南夫人又對陪同的律師劉巍說：“要想辦法，使佳佳的生命延續下去。”
是別人輕輕地碰了王爲軍一下，他才如夢初醒，連聲說“謝謝”。
後來，王爲軍給安南夫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從見到你，我一直沉浸在喜悅之中。女兒得了艾滋病，許多人與我握手都十分顧忌，而你與我握手那麼長時間，我真的十分高興。孩子正在治療中，醫生說如果她能活到5歲，就可能會活到8歲，甚至9歲。雖然她的生命會很短暫，但我相信，當她懂事的時候，一定會爲有你的關心而自豪。現在，我們雖然處境十分艱難，但越來越多的好心人加入了幫助我們的行列。爲了這些，我和女兒也一定會堅定信心，勇敢地活下去。”
凱佳開始經常收到信、禮物和衣服，還有少量現金。她最喜歡那隻比她還高的大棕熊，不過，她並不知道這些玩具是哪裏來的。
王爲軍告訴女兒，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他們的名字叫“叔叔、阿姨、爺爺、奶奶”，他們都是凱佳在遠方的親人。
北京的一位詞作者給凱佳寫了一首歌：“再冷的春天，也要綻放真情的花朵，再短的音符，也不應輕易唱錯，媽媽，你用生命，我用生命，告訴世界有這樣一首愛的頌歌。”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於作出終審判決：原告王爲軍及女兒獲賠362042.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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