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中國北部一個平凡的村莊。生老病死在這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就好像季節更替一樣自然。
但是，當艾滋病的死亡威脅到來時，這裏亂成一團。
天剛亮，王爲軍就起牀了。今天，他要給妻子靳雙英上墳。
1999年5月16日，妻子去世，丟下一雙兒女。靳雙英的死因是艾滋病。這在當地引起了一場大騷動：傳聞裏只有西方國家的吸毒者和同性戀者纔會得的怪病，怎麼就突然發生在中國一個普通村婦身上呢？
王爲軍更是想不通：妻子身體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麼就會得了這種可怕的怪病？在防疫站的安排下，王爲軍全家都做了檢測，年僅兩歲的女兒王凱佳因母嬰傳染，被確診爲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妻子走後的5年裏，王爲軍每天起牀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女兒量體溫。一旦發現異常，立即就要捏着女兒的鼻子，給她灌下各種藥丸和苦澀的湯劑。
女兒還睡着，王爲軍小心地從她腋下抽出體溫計，迎着屋外的亮光看了看：37攝氏度，一切正常。他這才放心地帶上門朝外走。
按照當地風俗，上墳必須在日出前進行。王爲軍來不及吃早飯，匆匆出門。
他是一個人走的。這5年中，每一次來祭拜妻子，他都不帶女兒凱佳———平時女兒和他寸步不離。
不認識王爲軍的人，常把他錯認爲“搞藝術的”。這也難怪，王爲軍留着像藝術家一樣的長髮，而實際上，他只是一個普通農民，並且官司纏身。
“官司一天不贏，我就一天不理髮。”2000年，王爲軍發誓。4年過去，他的頭髮已垂到腰際。
這是一起註定難贏的醫療官司。患者在這類官司上，總是處於弱勢。
在中國，公開承認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家屬的，王爲軍是第一個，他也從來不在媒體的鏡頭前遮掩自己的面孔。
“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絕不會拋棄她”
村裏人都說靳雙英得了“怪病”。附近村子也有人和她一樣，高燒不退，什麼藥都不管用。
沒人把他們的“怪病”和活躍在村莊周圍的賣血隊聯繫在一起。幾年來，一支由河南人組成的賣血隊，一直在沙河、邯鄲活動着。人們甚至經常看見他們在鄉間醫院出入。
直到防疫站給出報告，直接把矛頭指向靳雙英分娩所住的康泰醫院。這家醫院被懷疑非法採血，使用賣血者的血給患者使用。
1997年8月1日，靳雙英在沙河市康泰醫院分娩。“醫院說，輸血對大人好。”王爲軍花460元給妻子輸了400毫升血。“我沒有想到，這徹底毀掉了我全家的幸福生活。”
靳雙英出院後，肚子和腿開始經常疼痛；1997年底開始出現口腔潰瘍，伴着低燒，進而發展成高燒不退，人也瘦得不成樣子。
王爲軍賣掉了家裏的運輸車，又賣掉了宅基地，只是希望籌些錢給妻子治病。她到底得了什麼病？當地的醫生誰也說不清。
靳雙英的血樣被送到北京，檢查結果證實是艾滋病。“防疫站和我說，你妻子得了一種罕見的傳染病，要到北京的醫院去取藥。我當時‘嗡’的一下，頭都大了。”
王爲軍借了5000元，想把妻子送去北京治病，可妻子的腿已經不能動了，很快就去世了。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治艾滋病要花多少錢。更不知道艾滋病是不治之症。”王爲軍只是覺得奇怪：妻子身體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麼就會得了這種可怕的怪病？
凱佳患病的消息傳來，王爲軍幾乎要崩潰。“我都沒被傳染，孩子怎麼可能被傳染呢？”
他二話沒說，帶着凱佳上了北京。“興許是防疫站搞錯了。還是去大醫院查查吧。”
在北京地壇醫院，醫生給凱佳抽血。孩子的胳膊太細，總也找不到血管的位置。凱佳被長長的針頭嚇着了，號啕大哭。王爲軍和一個護士，死死摁住凱佳的胳膊和身體，才勉強抽出一管血。拿到確診報告的那一刻，王爲軍傻了。
回到武安，村裏人都不敢和王爲軍說話。“他們覺得，空氣也會傳播那該死的病毒。”住在王家對面的一戶人家，甚至把大門改了朝向。
和王爲軍同住在一個院子裏的哥哥搬走了。弟弟沒有經濟實力搬走，但是不許孩子和凱佳玩。凱佳坐在院子裏的大樹下乘涼的時候，那個孩子就趴在窗臺上，隔着玻璃遠遠地看凱佳。
王爲軍的姐夫在村裏開了一個小飯館。只要他一在門口出現，食客們四散而逃。王爲軍再不敢去吃飯。
鄰居來遊說：“把這孩子弄死吧。她活着是個禍害。死了就沒事了，你也不用擔心被傳染。”
王爲軍抹着淚：“她母親已經被艾滋病害死了，孩子是無辜的。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和女兒相依爲命，絕不會拋棄她，絕不讓女兒在人世間這短暫的時光裏，受到絲毫委屈。”
凱佳的命暫時保住了。北京的醫生說，像凱佳這樣母嬰傳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很少能活過5歲。凱佳已經兩歲了，她還能活多久？
“一定要告醫院，讓他們賠償，給女兒治病。”王爲軍下了決心，他要學電影裏的那個打官司的婦女秋菊。
打官司先得請律師。王爲軍跑遍武安、邢臺、石家莊，沒有一個律師願意代理。醫療官司本來就難勝訴。“我一個小小的平民百姓，能和他們鬥嗎？我不服氣，爲了女兒，我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
即使是岳父岳母的強烈反對也阻止不了王爲軍。“河北的律師不肯打，我就去北京找。”
1999年，王爲軍揹着女兒，走進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在這裏，他看到了希望———該中心免費爲王爲軍提供法律援助，並指派了律師。
2000年4月，王爲軍終於站到法院門口。4個月過去了，法院拒絕受理。“也不告訴我們理由”。
2000年8月，我和同事開始調查王爲軍的案子。我們陪同律師去了法院，出示記者證，要求採訪法院。
院長與法官擠進會議室緊急磋商。王爲軍在走廊裏來回踱步，不停地搓手。一個多小時後，門開了，院長說：我們接受立案。王爲軍這才長出一口氣。
北大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主任告訴王爲軍：你這個案子可能要打兩年，甚至更久。王爲軍回答：“我能夠接受。”
會有多久呢？
妻子死後，王爲軍沒有工作，當然也沒有收入
2000年8月，我從北京出發，尋找王爲軍。下了火車換汽車，再換小蹦蹦車。車子在鄉間土路上顛簸，穿過麥田，穿過溝渠，終於找到王爲軍所住的邑城鎮三街。
七八個村民在大樹下乘涼。我打聽王爲軍，村民驚恐四散。在村裏晃了好幾圈，好不容易遇到一個人，願意給我們帶路。走到離王家幾十米遠，他再也不肯往前，只用手指了指方向。
我敲門進入王家。一聽我說明來意，他就“撲通”跪倒。30歲的漢子，眼淚嘩嘩地流。
小凱佳一手捏着大人用的黑色大摺扇，一手抓着半個燒餅，在院子裏跑來跑去；忽然摔了一跤，咧開小嘴，哭了。
王爲軍趕上去，把女兒抱起來。順手拉起凱佳衣服的一角，替女兒拭去淚水。
凱佳沒有玩伴兒，也沒有玩具。她穿着一件黃色無袖布衫，下襬一直拖到膝蓋。小手上全是黑色泥印。臉上、脖子上髒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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