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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關純厚,字思九。滿族正紅旗人,原籍沈陽,久居天津,行醫終老,被頌為天津市醫界四大名醫之一。
“古今人”名字的由來
祖父畢業於國立奉天高等師范學堂博物專修科,在行醫之前一直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在沈陽擔任了長達12年的沈陽貧兒學校的校長,獲得了少帥張學良和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肯定和贊揚,因此在當時的沈陽教育界頗具盛名。
但正因為如此,“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政府威逼祖父出任教育“部長”,企圖利用祖父與張學良的關系控制東北教育界。來人軟硬兼施,多次碰壁後威脅說: “你若再不答應,你在東北就別想再呆下去了” 。為了免遭日偽毒手,隨即進關,最終碾轉落戶在天津。此後,開始埋頭學習中醫。後來在華北中醫考試中名列榜首,主考官就是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他認為祖父是一個可塑之材,就送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古今人。這個名號,既表達出了施老先生對祖父的喜愛,也寄托了他對祖父的殷切期望。
一生熱愛教育的“育人”古今人
如前所述,祖父是師范專科的畢業生,一生都與教育接下了不解之緣。1918年4月18日,祖父師范學校時的同學,後來成為中國傑出的戰略情報專家的閻寶航在大南關裡景佑宮創辦了“奉天省城貧兒學校”。到了1919年,閻寶航因擔任基督教青年會乾事,社會活動過多,不能專心於貧兒學校的建設。為了謀求學校的發展,特聘祖父為貧兒學校的校長。
從1919到1931這12年間,沈陽貧兒學校在祖父的管理下,很快走向正規化,從一所增加至四所分校,招生范圍也擴大至沈陽全市,全校人數最多時達2000餘人,教職員20人以上。學校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的巨大關注,省政府專門學校劃撥土地,用於校屬工廠和農場基地所用,各界人士也都紛紛捐款。少帥張學良第一次參觀貧兒學校就捐巨款。在他的影響下,奉天的許多政要、社會賢達等都紛紛解囊相助。
1930年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到沈陽參觀貧兒學校時,看到學校具有如此之規模,大為慨嘆道:“創造出如此業績,確是難能可貴啊。”
沈陽貧兒學校師生合影
祖父後來改行行醫,依然情系教育。從1938年10月開始,天津特別市公署成立中醫考試委員會委員,每年一次組織全市中醫考試。祖父與陸觀虎、陳微塵等以中醫專家身份充任該會委員,負責閱卷工作。
1939年,在聚元票行經理王頌臣的擔保下,在施今墨等名醫贊助下,祖父在天津東南城角卞氏小學校創辦了“天津國醫學社”,自任社長。學社分有速成科和本科,速成科1年結業,系中醫進修性質。本科3年結業。祖父為學社制定了系統的學習課程,以研習《內經》、《瘟病學》、《傷寒論》、《金匱》為主。並設多處廉診所作為學生實習基地。每年招生的時候,祖父都要在裕豐大樓親自面試學生,當場進行國文常識考試,合格者方能錄取。
天津國醫學社共辦了6期,至天津解放前夕,該社畢業學生達數百人,可謂是桃李滿天下。津門乃至全國名醫中都有不少為其門下弟子,如張灝、祁文煥、蘇翔遠、趙恩儉等都是聲名卓著的中醫師。天津中醫藥大學書記張金鍾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曾證實,天津中醫藥大學的前身就是天津國醫學社。
樂善好施的“濟人”古今人
祖父1918年師范畢業後,曾任沈陽城西岔路口兩級小學教員、校長。但是,當同學閻寶航邀請他出任奉天貧兒學校義務校長時,他義不容辭,慨然赴任。當時學校條件十分艱苦,教室內只有長凳數十條,沒有書桌。冬天無煤生火,每節課後,學生們只能到院內大石碑包座上曬太陽取暖。盡管如此,學校始終堅持不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還供給書籍、紙筆、石板等。
奉天貧兒學校自1918年至1931年,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培養出學生數千人。由於辦學成績卓著,加之教育家黃炎培的大力舉薦,當時的奉天省教育廳還特別頒發了教育獎章,以嘉獎貧兒學校的功績。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祖父還經常寄希望於張學良能回到東北,到時他還想再回沈陽,繼續去辦貧兒學校、貧兒工廠和農場。
“九·一八”事變後,祖父帶領27名孤兒來到北平,參加遼吉黑熱民眾抗日後援會和東北難民救濟委員會。1932年後,在朱慶瀾的資助下,辦起32個東北流亡學生簡易食堂,自任食堂主任,為大量的東北流亡學生提供食品救濟。
1939年天津發大水,成千上萬的災民擁進市區,大戲院,大飯店都住滿了。由於災民過於集中,生活衛生條件很差,痢疾等傳染病在災民中蔓延。祖父搞到一只小船,帶上藥品,免費給災民看病。災民不知我父姓名,親切地稱祖父為“大胡子”( “七·七”事變華北淪陷後,日偽仍不死心,多次派人來天津找祖父。為了安全起見,他留了滿瞼胡須)。
1946年7月26日,祖父與李東園、孟文明、袁祥生、呂少文等,共同擔任天津貧病救濟會理事,他是第一負責人。會址最早設在中國大戲院三樓,後因演劇喧囂,影響日常工作,遷至第一區遼寧路裕豐大樓105號。
醫術精湛的治病“救人”的古今人
祖父在師范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兼修了內難、傷寒、本草等中醫理論。因此早在1923年通過了沈陽中醫資格考試。1935年開始正式從事中醫事業,師從張錫純。1936年1月,獲得北平市政府頒發的燕字第27號中醫證書。後入北京華北國醫學院學習,結識孔伯華、施今墨等中醫前輩,醫術大進。
1937年3月到天津,注冊外字第7號中醫證書,在遼寧路裕豐大樓開辦診所,開始在津行醫。由於祖父是學生物出身,除系統學習了生物外,還兼修了生理衛生、化學等科。因此一開始行醫,走的就是中西醫結合的路子,在當時可謂是在理論上有新意,臨床上有特長,尤其在診治疑難雜癥方面,解放前就成了天津四大名醫之一。1946年,還出任天津市中醫公會理事。
據《今晚報》2013年12月16日記載,通過多年的臨床實踐,祖父總結出一套治療肺病的經驗。1947年5月底至6月初每天下午5時,他在中國廣播電臺舉辦為期一周的中醫治療肺病系列講座,每次20分鍾。1948年5月,《大公報》還刊登了《肺病專家古今人大夫肺病經驗》一文,從肺病的防治、治療、保養等三方面,記敘了祖父治療肺病的中醫理論和臨床經驗。
解放後,祖父繼續從醫,1957年編寫出300萬字的醫學巨著《中醫證治典范》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復信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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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純厚與沈陽貧兒學校
奉天貧兒學校,是愛國人士閻寶航先生於1918年創辦的,專門招收貧苦孩子免費上學的學校,這在當時的東北尚屬首創。
閻寶航出生於遼寧海城望臺鄉一個貧苦農民家中。因為家庭貧寒,沒錢上學,閻寶航12歲時還在幫父親乾農活和給村裡人放豬。這期間,他經常偷空到村裡的私塾館窗下聽課,日積月累,竟也能熟練地誦讀課文,愛惜人纔的私塾老先生便免費接納他成了一名學生。就這樣,閻寶航接受了幾年的舊式啟蒙教育。1913年,閻寶航考上奉天兩級師范學校,這是當時東三省的最高學府。
在畢業實習期間,閻寶航時常參加設在沈陽大南門裡的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集會。閻寶航就是在這裡與張學良相識並成為了摯友,也與青年會總乾事普賴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他還結識了一些中外人士和社會名流。閻寶航在青年會活動中,增長了很多知識,開闊了眼界,更加認識到教育救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常常思索怎樣纔能讓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閻寶航在往返於青年會的途中,經常要經過大南門和小南門裡一帶。這一帶是貧民聚居的地區,他們的子女無力就學,整天在街上玩耍,惹是生非,無所不為。崇尚“教育救國”的閻寶航看到此種狀況,非常著急。他想,如果中國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漸漸地在他的頭腦中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辦一所免費的學校,要讓那些上不起學的兒童免費接受教育。
閻寶航首先想到了利用青年會的英文夜校晚間上課,白天則空著無人使用的條件,借用夜校開辦學校,讓貧苦兒童免費上學。這個想法征得了青年會總乾事普賴德的支持,當即捐款10塊大洋,作為開辦費。隨後,閻寶航親自到大南門裡一帶貧民居住區進行招生,說明不收任何費用,還供給書籍、紙筆、石板等,家中只要送小孩到景佑宮貧兒學校去念書就行了。這一舉措,在當時廣為流傳,“沈陽城出了新鮮事兒了,白念書,不花錢,且供給書籍紙筆,從來沒聽說有這等事。
閻寶航免費辦學的消息不脛而走,老百姓有的相信,有的半信半疑。在觀望中,閻寶航第一次只招到六七個學生。人數雖少,但閻寶航決定開始上課。隨後1918年4月18日,閻寶航在大南關裡景佑宮掛出了“奉天省城貧兒學校”的牌子,並以此日作為創辦紀念日,標志著奉天貧兒學校誕生了。
貧兒學校的辦學宗旨是“專收無力就學之貧苦兒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識技能,並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閻寶航與同學魏益新、張璞山共同參加建校和教學工作,他們輪流上課。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眼見為實的學生家長就相互介紹,學生漸漸多了起來。
但當時景佑宮作為教室其條件十分艱苦,教室內只有長凳數十條,沒有書桌。學生們聽課時只能坐在凳子上,手裡拿著書,寫字時得跪在地上,長凳當書桌。由於經費困難,冬天無煤生火,每節課後,學生們只能到院內大石碑包座上曬太陽取暖。貧兒學校雖然條件艱苦,但在閻寶航等愛國人士的努力下,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1919年,閻寶航任青年會乾事期間,由於社會活動過多,牽扯許多精力,並要到北京參加青年會的學習,因此不能專心於貧兒學校的管理和教學。為了謀求學校的發展,特聘其師范時期的同學關純厚擔當貧兒學校的義務校長,閻寶航則出任該校的理事。
關純厚校長上任後,在閻寶航等人的全力支持下,貧兒學校的校務管理逐步走向正規,並正式成立了校董會,校董裡還包括了當時沈陽的一些社會名流。同時,學校還制定了詳細的辦學計劃。祖父還專門制定校訓,要求每個學以此對照自己,並身體力行。為培養學生養成助人為樂的高尚品格,學校還要求學生每天做一件好事,並把所做的好事記錄在日記上,以備老師檢查。因此,在貧兒學校中,學生之間互相團結,風氣很正,打架斗毆事件很少發生,學生們也都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隨著奉天貧兒學校規模和影響力的擴大,社會各方面對貧兒學校更加重視。1922年3月,經當時的奉天省長王永江同意,撥大南關雙小廟子地區,作為學校的校址。共設總校和四所分校。貧兒學校的招生范圍擴大至全市,全校人數最多時達2000餘人,教職員20人以上。
自貧兒學校成立以來,經費問題始終是個大問題,但有幸得到了張學良的大力支持。1919年,他第一次參觀貧兒學校就捐巨款。從此祖父與張學良將軍開始相識、相交。直到抗戰勝利後,關純厚還總是掛念著張少帥,經常說:“等少帥放回來了,我就回東北還辦貧兒學校,辦貧兒工廠,貧兒農場”。在他的影響下,奉天的許多政要、社會賢達等都紛紛捐助。郭松齡將軍和黑龍江將軍吳俊昇都慷慨解囊相助,韓敬之的雜技團、程硯秋所在的京劇團也進行義演為貧兒學校捐款。
隨著貧兒學校的發展壯大,為了改變只靠募捐辦學的局面,關純厚校長決定籌建工廠、農場。 1927年,時任奉天省長劉尚清給學校撥地54畝作為工廠和農場基地。張學良、餘慶瀾、張惠霖、東三省官銀號等共捐款5萬餘元,用做建廠費用。1929年,開始動工修建工廠、農場。到1931年,貧兒學校已在沈陽大北邊門外建成廠房110間、學生宿捨20間,其餘空地留作農場。家遠的學生有了住處,學校有了自己的工廠、農場,也解決了貧兒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安置問題。
1930年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到沈陽參觀貧兒學校時,看到學校具有如此之規模,大為慨嘆:“熊希齡先生以國務總理的地位和聲望,費很大力氣纔辦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你們以師范學校畢業生,無權無勢,無名無力,竟憑一種志願,白手起家,創造出如此業績,確是難能可貴。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侵佔了東三省,大肆燒殺搶掠,好多工廠、學校遭到破壞,奉天貧兒學校也未能幸免,被迫停辦。當時的偽滿政府想讓關純厚出任教育部長,企圖利用他在教育界的聲望及與張學良的關系來控制東北教育界。關純厚斷然拒絕,隨即帶領27名孤兒來到北平。.1934年曾函諫旅歐回國的張學良“堅決抗日”。
奉天貧兒學校自1918年至1931年,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培養出學生數千人。原沈陽市委第一書記李濤,原福洲部隊副政委王景義,原遼寧省民政廳長李清等老同志,都曾受教於當年的貧兒學校。不僅為數千名貧苦兒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也為以後的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一支重要力量。
由於辦學成績卓著,加之教育家黃炎培的大力舉薦,當時的遼寧省教育廳還給閻寶航頒發了教育獎章,以嘉獎學校公益助學的功績。關純厚與天津國醫學社
從1938年10月開始,天津特別市公署成立中醫考試委員會,每年一次組織全市中醫考試。關純厚與陸觀虎、陳微塵等以中醫專家身份充任該會委員,負責閱卷工作。
在這段工作期間,關純厚深感中醫教育與人纔的對未來中醫發展的重要性,於是在1939年,在聚元票行經理王頌臣的擔保下,在施今墨等名醫贊助下,關純厚在天津東南城角卞氏小學校創辦了“天津國醫學社”,自任社長,並聘請社會名流金息侯、王西銘、夏彥藻、富健康、李東園、王頌臣、李惠民為董事。
每年的7月10日至8月9日為開始招生,關純厚在裕豐大樓親自面試學生,當場進行國文常識考試,合格者方能錄取。學社分有速成科和本科,速成科1年結業,系中醫進修性質。本科3年結業。每屆招生40名。課程設有公民、國文、生理、病理、方劑、藥物、診斷、內科、婦科、兒科等10門課程。中醫則以研習《內經》、《瘟病學》、《傷寒論》、《金匱》為主。並設多處廉診所作為學生實習基地學生入學後,每日下午7時至9時上課兩小時。考試及格者獲頒畢業證書,並由天津市教育局加蓋局印章。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該社一度停辦。1947年7月,獲市政府批准後重新登記注冊。至天津解放前夕,該社畢業學生達數百人,很多津門乃至全國著名中醫出自該社,如張灝、祁文煥、蘇翔遠、趙恩儉等都是聲名卓著的中醫師,可謂是桃李滿天下。為新中國成立後天津中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天津中醫藥大學書記張金鍾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曾證實,天津中醫藥大學的前身就是天津國醫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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